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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生壶款识探索（下） 　　[编者按]作者将曼生壶的署款形式区分为六种，认为在常见的“阿曼陀室”“曼生”和“彭年”三款具备之外，尚存在其他署款形式。本刊上期介绍了曼生壶的署款形式及曼生壶“桑连理馆”款，本期将对曼生壶“阿曼陀室”款以及带有制作数量的数字铭款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三、“阿曼陀室”款 　　比对钤有“阿曼陀室”款或“彭年”款的传世曼生壶可以发现，其中的“阿曼陀室”印款并不完全一致，此问题已被一些研究者提出。由一些清代晚期传器来看，阿曼陀室款也有被后人沿用或仿作的现象，如香港茶具文物馆藏吴月亭制合欢壶（见图12）㈣，这在《阳羡砂壶图考》吴月亭的条目中就已经被指出。但是由印款来看，这个章款应当不是曼生壶上原来的，而是后刻的。 　　就“阿曼陀室”款来考察目前的传世曼生壶，大约有以下三个形式： 　　1.“阿曼陀室”四字笔画粗细适中匀称者，如香港艺术馆藏井栏式提梁壶（见上期图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方壶（见图13）、井栏壶、三足直壁圆壶、上海博物馆仿唐井栏壶、纽约法兰高公司拍卖的井栏式提梁壶、笠形壶、天津博物馆藏合欢壶、葫芦形壶、匏瓜壶；唐云艺术馆藏瓢形提梁、钿合壶；私人藏仿唐井栏壶、笠形壶、瓢形提梁㈣。 　　2.“阿曼陀室”四字笔画较细者，如香港艺术馆藏汉君壶（见图14），另2005年蜀山窑遗址出土一“阿曼陀室”款壶底残片（见图15），亦是笔画较细，但是字型与传器均不同。 　　3.“阿曼陀室”四字笔画较粗者，如上海博物馆藏瓦当壶（见图16）、井栏壶、权形壶、钟式壶、折肩圆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葫芦形壶；芝加哥艺术馆的觚棱壶、加拿大皇家安省博物馆藏瓦当壶、东亚艺术博物?^藏瓢形提梁壶、南京博物院仿唐井栏壶、乳瓯壶。 　　4.“口”字中心为凸起方点，如唐云艺术馆藏合欢壶、汉君壶、匏瓜壶、井栏壶、石瓢壶，且其“阿”字的口部和“曼”字中部是凸起方点，这和其他章款印痕不同，其中石瓢壶之款四字之间还带有界栏（见图17）。 　　章款形式的不同，并不足以说明其中必然有伪品存在，即使其中有可信度高、较具参考价值的标准器，也不能据此章款就此否定其他形式章款必然是仿作。蜀山窑出土的“阿曼陀室”款残片和目前所见所有的“阿曼陀室”款都不同，难道所有传世曼生壶都是伪品？又或者假设此款不是出土发现，作为一个异类孤证，就要被打入伪造行列？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对熟悉篆刻的研究者提出对这些传世曼生壶印款的看法。不过，形式相同的章款，其传器制作时间或许更相近一些，这是本文探索其章款异同的主要用意。 　　四、数字铭款的疑问 　　在传世曼生壶中，目前有三件刻有曼生监造砂壶数量的铭文，分别是：（1）香港艺术馆藏汉君壶，壶身刻有“嘉庆乙亥秋九月，桑连理馆制。茗壶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频迦识”（见上期图11）；（2）上海博物馆藏瓦当壶，壶身题铭为“春萝清玩，曼生铭第二千六百十一壶”；（3）上海博物馆藏权形壶，壶身题铭为“曼公督骷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为犀泉清既”（见图18）。这些铭款中的数字，引起研究者对于曼生壶数量的争议。 　　此三处铭文提及的曼生壶数量，从一千多件到四千多件不等。李景康在《阳羡砂壶图考》中对于数字所载曼生壶数量的真实性并没有持怀疑态度，只认为据此可知曼生壶“不止出于一二名工之手”。《阳羡砂壶图考》对此未提出怀疑的前提，应当是认为刻有数字铭款之器本身的胎质、工艺、器形、工艺等诸方面，均符合作者眼中曼生壶的特征。因此，在最前提的部分，此三壶会不会是伪品？对于这三件曼生壶本身的真伪，笔者认为就工艺、器形等方面而言，这三件都是真品，正因如此，所载之数字格外值得探究。 　　不过，后续许多研究者对此多持怀疑态度，认为：“存世所见曼生壶并不满百，假如有数以千计而且备受珍爱的曼生壶，何以无迹可寻？陶人杨彭年有妹杨凤年、弟杨宝年，即使他们三人投入制作，甚至包括他们的学徒，有可能制作如此惊人数量吗？制作一把好壶需时甚久，遑论制作数以千计的壶。”如此“不可能”的数字，甚至让刻有这类数字铭文砂壶本身的真伪，都有了质疑的空间。另外一种解读可以是，砂壶本身的真伪没有问题，铭文只是一种夸饰之辞，并非实际数字。不过，也有研究者持肯定态度，认为铭文记录的曼生壶数量有可能是真实的，如曹清认为：“曼生亲朋幕友极众，而合作匠人陶工非只一二人，仅杨氏兄妹就有三员，（上千件的曼生壶）又有什么不可能。这正是曼生式的热闹喜趣。”。 　　相关文献史料中，对于曼生壶的总体数量或生产规模也没有直接的记录，只有上海博物馆所藏陈鸿寿与其堂弟陈文述之家书信札，其中一册末尾的题跋称：“陈鸿寿……工诗文、篆刻、山水、花卉。著有桑连理馆集，尝自制宜兴紫砂茶壶数百件，手自刻镌，世称曼生壶。……壬午六月映娄题记。”此题跋为光绪八年（1882年），映娄其人生平未详。虽然这段记载提及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