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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目标选择:促进快乐还是促进价值 [摘要]快乐经济学认为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因此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都应服务于国民快乐的增长。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快乐并不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人类的行为通常指向外在对象及其价值。由于应然奠基于价值之上，所以价值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学的所有政策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对价值的充分讨论上，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应该以促进社会的价值增长、提高社会的价值层次为目标。 [关键词]快乐经济学；价值；公共政策；意向性 主流经济学通常默认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是一致的，较少直接讨论快乐问题，因此收入和gdp也就成为比较个人或国家之间快乐幸福水平的主要依据和公共政策的重要评价标准。20世纪70年代以来，快乐经济学(又称为幸福经济学，ecenomics of happiness)获得了较快发展，它认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快乐，收入只是获取快乐的众多手段之一，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从追求收入和gdp的增长转向关注国民的快乐和幸福的增长。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快乐看起来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快乐经济学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将运用现象学方法对快乐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前提进行分析，指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不是快乐，而是价值，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更多地关注价值的增长而不仅仅是快乐的增长。 一、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吗 快乐经济学认为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获取快乐。“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可以说是快乐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前提，因此对它进行严格论证以保证其正确性对于快乐经济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陈惠雄曾对这一观点给予论证，他认为欲望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欲望是因感觉缺乏而渴求满足的一种心理愿望”，“人的欲望满足与各种需要行为一般总是与相应中枢神经的兴奋过程相一致的。欲望的初步实现又会增强或扩大兴奋过程，直至欲望满足，产生超限抑制为止。而中枢兴奋一般都能反映为不同程度的精神兴奋或叫快乐，精神快乐即是通过中枢神经兴奋的心理机制反映出来。因而各种满足人类欲望的活动实际上都是服从于相应脑中枢神经兴奋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对以中枢兴奋为生理基础的精神快乐需要的追求”，这就证明了“人们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精神上的快乐满足”。这一证明看起来说服力较强，但实际上是非常不充分的，它的基本思路可以这样概括：人为了满足欲望而采取的行为会带来快乐，因此他是为了快乐而采取该行为，即快乐是行为的目的。然而，这一论证的前提和结论是脱节的，从前提推不出结论。前提所提供的信息不过是：如果人们采取满足欲望的行为，他们事实上会获得快乐。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快乐，快乐完全可能是作为行为的副产品被人们碰巧获得的。这一论证的逻辑是，只要一种情感事实上发生在满足欲望的行为之后，那么它就一定是这—行为的目的。因此，既然一个行为会带来快乐，那么它就一定是为了快乐而被采取的。但是，这与我们对目的性的通常理解相去甚远。如果我们的确将某种主观情感作为行为的目的，那么这种情感未必真的会出现，行为之后实际出现的情感则有可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比如我们为了获得某种低俗的快乐而采取相应的行为，但是却可能丝毫不能体验到快乐，反而心中充满罪恶感。行为与之后实际发生的情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同样的行为在不同条件下施行可能获得截然不同的情感，甚至正如“百感交集”一词所反映的，一个行为之后可以同时出现许多不同的情感，将它们都称为行为的目的肯定是不妥的。即使某种情感反复在行为之中或之后出现，也很难说它是行为的目的，比如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采取某种行为，但是每次事后都会深深地懊悔和自责。显然这种懊悔和自责不是我追求的。目的意味着理想性，人们希望它实现，但是它未必真的实现，因此它与现实性之间经常保持一定距离，仅凭某种情感发生在行为之后不足以判定它是行为的目的。即使人们每次实现欲望之后都很快乐，也不能证明快乐就是行为的目的。 上述所证明的无效迫使我们对目的性进行反恩。人类行为的目的及其手段都是在意识中被给予的，这意味着如果某个事物是我的行为的目的。那么我将意识到这一点，即我知道那是我的目的。那么，如果我们将一个事物看作目的，我们的意识将以何种方式把握它呢?换言之，我们的意识以何种方式把握一个事物时，我们才将该事物称为目的呢?这些问题对手段也同样有效，如果目的与手段是不同的，那我们一定可以意识到这种不同，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把握它们的方式也一定是不同的。①胡塞尔通过对意识现象的研究揭示了意识的根本特征——意向性，即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意识不是静止的、封闭在自身之中的东西，而总是超出自身投身于对象之中。意向性只是意识的一般特征，当对象不同时，意识指向对象的方式也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同样体现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如果一个事物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