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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山,虎啸龙吟 　　名人档案 　　毕淑敏,著名作家。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服役11年,历任卫生员、军医。因为内心深处的文学梦,在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自学中文课程,并尝试专业写作,笔耕不辍。最新作品《破解幸福密码》于近期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本刊上期“悦读”亦有摘录。 　　 　　我16岁离开北京,穿上军装,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5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西藏的阿里。这是共和国最高的土地,平均高度在海拔5000米以上,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吃大量维生素。我说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20多片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后来还是我自己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是我荣登榜首。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攀越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时,心脏仿佛在胸膛炸成碎片,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17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亡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峭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锲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肌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那一瞬我苦恼至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不堪重负的老马。“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或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我为一个20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棱着,像一种干果的翅膀。 　　那个班长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几十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层中,该有一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