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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年代的诗歌创作 第一节 概述 * * 第三章 一、生成基础，先天不足 中国当代诗歌的三大诗艺传统： 1、以艾青和“七月诗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关注国计民生、民族命运，负有历史担当和改造现实的重任； 2、以穆旦和“九叶诗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关注人类生存和心理体验，具有顽强的艺术探索的精神； 3、解放区诗歌——歌颂新生活和新生活的缔造者、建设者，具有豪迈乐观的思想情绪。 按理说，这三大传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艺术基础。 但是，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了当时唯一的指导思想，《讲话》所指引的“工农兵方向”成了文艺发展的唯一方向，解放区的诗歌创作经验由此成了唯一可资借鉴学习的资源，所以致使前两大诗艺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诗歌创作出现了严重的偏颇。“颂歌”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旋律，而其他诗歌创作被严重压抑。从一开始，当代诗歌就表现出了先天不足的无奈和尴尬。 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现的一系列重新估价新诗历史的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臧克家在《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从诗人的政治立场的角度，对“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队伍，进行过梳理。他认为，“五四”以来，诗人队伍实际上一直存在着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一个是以郭沫若、殷夫、臧克家、蒲风、艾青、田间、袁水拍及解放区诗人李季、阮章竟等为代表的新诗革命传统，一个则是以胡适、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等为代表的、“和当时革命文学对立斗争的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家的集体”。他们不仅阶级属性不同，而且艺术趣味也不一样。 邵荃麟在《门外谈诗》中也认为， “五四”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两种不同的诗风在斗争着，一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诗风，是主流，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诗风，是逆流。它们一直进行着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斗争。 这是两篇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文章。臧克家和邵荃麟站在政治和阶级划分的立场上，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作这样简单的概括和认识，现在看来是非常错误的，但在当初，却是一种能够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 二、诗人队伍，发生分化 由于重新估价新诗历史，所以导致诗人队伍发生了严重分化。一部分诗人被迫隐退，如“七月诗派”的诗人、“九叶诗人”，另一部分诗人改弦更张，不再进行诗歌创作，如冯至、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 当时，能够留在诗坛，共同撑起1950、1960年代诗歌天空的，主要有三类诗人，一是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诗人，如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等；二是新中国成立前就稍有名气、现在大红大紫的诗人，如贺敬之、郭小川、闻捷、李瑛、李季、张志民等；三是新中国成立后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如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白桦、孙静轩、未央、雁翼、顾工、梁上泉、傅仇等。他们的创作各有千秋，为繁荣“十七年”的诗歌创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七月诗派”、“九叶诗人”等诗人的消失，是当代诗坛的重大损失。不仅是人才的损失，更是艺术风格的损失。两种优秀的诗歌艺术传统被生硬地割断了。 三、诗歌创作的题材和主题，日益趋向单调 1950、60年代的诗歌创作，就其题材来说，虽然丰富多彩，景色各异，但是由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决定了诗歌创作的大致方向，所以就其主题来说，还是基本一致的。“颂歌”或者说“歌颂”，构成了1950、60年代诗歌创作的主旋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诗歌歌颂的对象并不一样，这多少反映出了诗歌的时代特征。 “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了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过去唱着悲愤与抗议的诗人们，迸发出了新的热情，歌颂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歌颂新的人民。”－－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 毫无疑问，建国初期，诗歌歌颂的对象是党、领袖、新生的共和国和光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如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艾青的《国旗》，公刘的《五月一日的夜晚》、《上海夜歌》，臧克家的《有的人》，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等。这些作品虽然尚欠个性化的艺术表现，但歌颂这一主题，异常鲜明。 郭沫若《新华颂》：“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丈，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做主人翁。”这是最早的颂歌作品，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首颂歌，写于1949年郭沫若作为政协委员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诗歌汇合了人民大众的情感，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把他的所有的艺术才华，所有对诗歌艺术的热爱，都倾注到了写作颂歌上，尽管作品众多，但优秀者寥寥。因此，后来人们戏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1958年，郭沫若曾为阐释“双百”方针，宣传“大跃进运动”，用10天时间，以100种花为题，写下了101首诗， 合集为《百花齐放》出版，展现了其为政治服务的极大热忱。为什么是101首诗呢？郭沫若这样解释：“普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