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逻辑.doc

国企改革的逻辑 ??? ?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比较独特的课题。国有企业由两个相对复杂的组织构成：一个是国家，另一个是企业。两类组织的合并即为国有企业的构成，其复杂性更为突出。　　一、科斯的企业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企业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是1937年出版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出版的《社会成本问题》。前者提出了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的著名论断；后者指出了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1996年，我在《市场里的企业》一文中阐述了对科斯定理的理解：永远不要孤立地去研究公司，一定要把公司放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分析，因为公司无非是市场中的一种选择。　　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国家公司体制，即公司的国有与全民性。中央计划体制将整个国民经济演绎成一家公司，清除了个体劳动力的选择权。由于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国家的雇员，工作并非基于契约意志下的选择。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力完全由政府进行配置，具体调配机构是劳动部门或人事局、组织部等，因而成为独立生产者或公司雇员以及不同公司的雇员等选择权就全部被剥夺。而以契约为基础的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存在根本的不同，前者可能也会出现错误，但因其具有持续的纠错能力，即使出错后也完全可以通过再契约形式进行抑制和修正。　　不可否认，中央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命令在一些事情处理上，也很有效率和力量，原因在于没有交易费用，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要看到，计划经济体制本质缺乏持续纠错能力和再契约机制，缺乏矫正的信号提示。　　长期以来，一谈到国有企业问题，普遍观点就是历史长，包袱重，对此我持不同观点：历史长与包袱重并不存在必然逻辑，世界上的百年老店比比皆是，但未必都包袱重。原因只在于纠错能力与机制的差异，而国企即便出了错，不走到山穷水尽绝不会改。因此，说到国企改革的逻辑，实质上就是如何从列宁理论下的计划体制公司走出来的实践问题，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一实践道路上的探索和跋涉。二、国企改革的实践　　改革的逻辑不是理论的逻辑，而是实践的逻辑。逻辑的起点在于打破一统计划，形成开放的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是突破原有国家计委统一调配、定价、供应的模式，逐步开始对外资、个体工商业开放。个体工商业的出现、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践所迫。　　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人力资本最为重要。企业家人力资本最终驱动了国企控制权的最终转移，即从政府机构和官员手里逐步移转至企业家手里，国企改革进程中开始有了承包经营的概念。这是当年国企改革实践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经验。　　在国企改革实践中的第二阶段碰到的问题是：控制权放下去之后，如何控制控制权，即如何避免控制权的滥用。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控制权交付一些人，须有另外一种权利去锁定它。此权利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剩余索取权，即对企业总收入扣除所有固定合约支付后的剩余额的要求权。产品销售价值与固定合约支付之差构成剩余。这些剩余与企业家的决策努力相关联，如果决策错误，则可能导致零剩余或剩余缩减。期股、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也属于剩余合约的范畴。当然，激励机制必须附着以诸如一整套商业道德和商业法规在内的防范机制，在最大限度内保证受激励者利益与股东、雇员利益的一致性。控制控制权必须附着以一整套的制度安排。　　在今天的国企改革中，地方上已有相当一批公司完成了控制权改革。上海一家纺织机械企业、四通集团、联想集团以及TCL的案例表明，控制权由剩余索取权进行制约和激励，是建立现代企业股权结构的关键。　　改革的逻辑是实践的理性。这种逻辑在于秉持改革方向，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融会各方意见，逐步在无界限中划定界限，在不合理的界限上逐渐修筑合理界限。　　工人下岗和老年工人的妥善安排问题，是国企改革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地方上的许多实践经验同样提供了成功范例。　　关于国企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问题，基层的实践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理论认识和正规表达仍缺乏对基层经验的充分关注，这一点应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地方改革的实践经验无法在理论层面获得传播，导致成熟的实践经验无法普遍化，无法形成规范与立法的信息基础。因此，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深化对产权的认识的基础上，社会应搭建公开、开阔、统一的交流平台，扩大个案实践的交流和披露层次。从客观效果上看，中共中央提出从近年来国有净资产增值部门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股份，奖励有贡献的职工，特别是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解决方案，较之于苏联人均一万卢布的方案更具优势，因为它照顾了历史上的资产形成过程，注重企业家人力资本在资产形成中的贡献。国企控制权下放与剩余索取权紧密挂靠，即从控制权下放，到剩余索取权重建，这一逻辑已为实践所肯定；但理论和政策上仍存在模糊和摇晃，因此，经济理论必须向实践学习，向实践中改制的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