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九七”内地香港古装动作合拍片的价值立场与文化差异.docVIP

后“九七”内地/香港古装动作合拍片的叙事立场与文化差异 The Narrate Position and Culture Difference of the Martial Art Films in Current Ten Years. 摘要：在一系列由内地和香港电影公司合作投资、以武术搏击为重要构成元素的古装电影中，不同导演的叙事习惯与价值理念，常常会形成带有浓郁个人色彩和创作风格的影像特征。香港与内地导演在各自作品中所体现的侠义观、历史观和价值倾向也有着鲜明的差异与分界。如何在相互借鉴与对照中剔除弊端，整合各自优势，在尊重艺术多元化创造的同时，对整个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进行有效建构，这不仅是古装动作电影创作发展所面临的现状，更是中国主流商业电影建立成熟运营机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美学问题。 关键词：叙事形态 价值观念 边缘 侠义精神 江湖文化 庙堂秩序 作为一种既影射社会现实情境同时又超越日常礼法规范的经典叙事类型，武侠/功夫片对于华语电影在全球范围的推动意义是其它类型片种难以企及的。正是借助这种极尽绚烂的爱恨交织、是非分明的江湖情仇，以及充满舞蹈感和动作性的视像系统，华语电影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和人文情怀才得以在近几十年被成功“编译”为全球性的审美话语，成为书写和传播本民族精神特质与生命形态的重要艺术形式。 基于不同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处境，动作电影在两岸三地的发展既出现过各自为政、独立成章的局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承继关系和内在联姻。如果说，是几代香港电影人在拍摄技巧、艺术探索和商业运作等方面的长期努力，才真正令这一类型片种逐渐走向成熟的话，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内地合作拍摄模式的诸多实践，则为动作电影在更广阔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拍摄机遇、消费市场和文化资源。 在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九七”分界之前，虽然内地/香港合拍片也有相当的规模，但其合作方式是极其简单的：香港制作公司以合作形式进入内地，是为了拓宽香港本土有限的拍摄场地，利用内地广袤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古迹，使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来降低拍摄成本；而内地国有制片厂也只是以协拍的名义为港方提供在内地拍片的资质，来换取一定数量的劳务费用，并没有兴趣和权力干涉影片的创作，也无法直接过问影片拍竣之后的实际收益，因此，当时的内地之于香港而言，是一个成本低廉的“来料加工”场所。 “九七”香港回归之后，尤其是在2003年CEPA协议制定并顺利推行之后，香港与内地的电影合作开始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向度的历史性阶段。大量内地国有及民营资本参与香港电影的拍摄计划，共同开拓海内外市场，直接介入影片的前期筹备与后期推广，同时香港电影团体与个人也以各种形式“加盟”内地电影制作团队，由此涌现出相当数量投资浩大，制作和明星阵容都趋向于国际化，且运作方式逐渐遵循商业轨道的电影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整合多种社会资源且多次刷新中国电影产业数据的合拍电影当中，一系列以武术搏击为重要构成元素的古装动作片（武侠片及宫廷片）成为引领合拍片潮流的主要电影类型，它们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票房收益，成为华语电影占据内地电影市场、开拓海外市场的生力军，又以充满争议的叙事内容和价值理念，曾经长时间引发来自内地学术界和民间媒体风起云涌的论战风波。这种商业上的极度成功与舆论上的极端分化使得一部分代表性作品如同“天使”与“撒旦”的矛盾混合体，在赞誉和毁贬之间无法真正确立自身的价值定位。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许多观众无法像欣赏好莱坞主流电影一样，以同样平静的心态和娱乐精神欣赏由我们自己导演拍摄的商业电影？为什么内地导演拍摄的作品虽然更显奢华唯美，却往往比香港导演作品要遭受更多的质疑与指责？为什么在植根于相似文化背景下所演绎的剑客传奇会由于导演个人历史观、侠义观和价值倾向的差异性而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叙事风格和影像特征？同样深切感受并经历着电影体制转轨的内地/香港电影人是如何在动荡不定的商业大潮中调整各自创作方向的？在一系列社会性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背后，寻找并总结出武侠/动作电影类型的成败得失，既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拓展这一类型片种的必要前提，也能对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成熟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 权力对比和人物关系的二元建构 无论是何种类型电影，只要其主流意识和商业属性是确定的，它的叙事原则与核心观念往往也会是相对稳定的。无论是警匪片、功夫片还是武侠电影，都会以一个或者数个互相牵制的矛盾冲突和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作为其叙事的核心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代表各自利益群体和价值观念的角色设置。在此过程中，正确处理双方实力的均衡与对立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相对平衡的力量抗争和难解难分的现实纠葛，才能制造出充满悬念和读解趣味的戏剧张力，才能令观众在充分感受视觉愉悦和心理挑战的同时，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的价值观与是非判断，准确投射在那些剧中人物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