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doc

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 从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新闻从业者把发源于19世纪中叶的新闻观念启蒙推向高潮，使新闻业走向现代化。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后，一方面，西方新闻观念像一阵风似地吹过来，另一方面，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外来的事物。林则徐以睁眼看世界的豪情和“采访夷情”的心态搜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各种报刊，请人翻译汇编成《澳门新闻纸》，他的译报想法在魏源那里演化成“夷情备采”的主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服务。随后又有洪仁在《资政新篇》中首次论证报纸的意义，把它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真正开启中国近代新闻观念启蒙时代的人应首推王韬，他在主持《循环日报》工作的10年（1874—1884）间，不仅开创了新的报章文体，而且还撰写3篇专文表达报学思想，在开放的心态和“君民共主”的政治思想层面上要求清廷放宽言禁，阐明报纸的信息、监督与教化意义，而这成了启发后人理解新闻、走进新闻、研究新闻的重要一环。随后，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扮演近代思想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继续延伸着新闻观念启蒙时代，启迪人们去认识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开创新闻文体和近代化报业。当20世纪新的一页翻开的时候，这个新闻观念启蒙时代已进入异彩纷呈的发展期，直到辛亥革命后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取而代之。 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左右，人们全面、系统地思考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问题，走向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块历史界碑，它标示着共和时代的来临，也刻就了后来中国宪政近百年的沧桑。从此，媒介环境开始发生悄悄的改变，首先是言论出版自由由理想转变为一种实践。在武昌起义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把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民主原则之一，加以倡导和推行，废除了《大清报律》等前清有关报刊出版的法令，同时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民主自由意识得以加强。与此同时，报纸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制造舆论逐步被反映舆论、代表舆论所取代，此外，一批崇尚民主自由、担当社会道义的报人开始致力于发展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新闻事业。随着《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等在实业化浪潮中先后实现企业化，一些报纸开始面向媒介市场、面向读者。所有这些，都使新闻业务发生转向：政论的主体地位被新闻报道取代，一些报纸以新闻的优势争取读者，确立自己的地位；言论取“不偏不倚”的观察家姿态；报纸的兴奋点由政治转向文化，设立各种专刊、专栏、增刊，以传播知识，走进都市文化的中心地带。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观念启蒙时代的那种政治色彩渐渐褪去，代之以在更为开放、民主、自由的心情中，把报纸和新闻置于世界交往体系中加以考察，追录新闻传播之道。邵飘萍当时把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归结为“以新闻为本位”，其实，新闻观念的演进也相应地延伸到“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 ????从30年代到49年，新闻业走进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的时代，人们对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问题的思考向纵深发展。到20年代末，随着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展开，新闻业发展的文化背景发生了较大的改变。1929年林伯修（杜国庠）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一文中，首次论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从此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长时间的大讨论，并由以前的教育民众，转向“到大众中去，向大众学习”和“向群众学习”的文化立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于1934年展开大众语言讨论，指出大众语言应该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并且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在这种文学与大众结合的思想浪潮的裹挟下，新闻与大众的结合也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办报思想。当然，这种办报思想的流行，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其一是报纸企业化的成熟，报人们更加注意面向读者，寻找报业生存的空间；其二是政治斗争与民族危机愈演愈烈，各派别的报人以及许多独立报人大多认识到，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要教育民众、引导民众的新生活，就必须使新闻和大众结合起来，真正为大众服务。这两种背景与文化背景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某种特定的时代风貌；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同时，也使得新闻的大众化理念与宣传理念具有了某种新的内容。?? ????从1949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新闻被纳入意识形态轨道的非市场化时代，新闻传播与组织传播合二为一，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研究，偶尔在“新闻本位”层面的思考，也是被笼罩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中，单一化、简单化、经验化，直至只停留于“学习”、“领会”某种新闻的宣传政策。1949年对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对旧中国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接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