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鲁迅”的鲁迅——专访韩国社会运动元老李泳禧.doc

：“韩国鲁迅”的鲁迅——专访韩国社会运动元老李泳禧 作者：夏榆??时间：2009-1-28 ??来自：中国文学网??阅读： 31人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文】 窗体底端 ????? 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李泳禧高扬民族自主、社会正义的旗帜，“给亲美反共军部法西斯体制以沉重的打击”(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 　　韩国著名诗人高银把李泳禧称为“真实的守护者”；著名人权律师、前朝鲜大学校长李敦明称李泳禧是“以理性打破偶像的知识分子的象征”；法国《世界报》称其为“韩国思想界的恩师”；而保守媒体，如《朝鲜日报》，则将其称为“学生意识化的元凶”。 　　1995年，李泳禧在《吾师鲁迅》中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活动时写道：“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我对人生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荣誉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思想家鲁迅。在过去近40年的岁月中，我以抵制韩国现实社会的态度写了相当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与鲁迅相通，当然也在文笔上与鲁迅相通。因此，如果说我对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了某种影响的话，那只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和文章而已。我亲自担当了这一角色，并以此为满足。” 　　“坦而言之，六七十年代的某些时期，我感到非常孤独……资本主义的朴正熙军国主义极右独裁统治下的大韩民国，对希望以清醒的理性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那不外是‘白昼里的黑暗’，但是站出来呐喊者实在是微乎其微，与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社会)一样，使人窒息，让人绝望。” 　　当年轻的李泳禧因寻找不到精神和思想上的突破口而烦闷苦恼之际，鲁迅向他指明了人生的目标和思想的归宿。 　　李泳禧说：“在阅读鲁迅众多的著作时，我为将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所感动。我否定了那些安居于‘买卖知识商品’的教授、技术人员、文艺作家的生活，着眼于与受苦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义务’，这些苦难，当然是由于不正常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这样的义务感则出自‘对人类之爱’。” 　　1972年至1995年，李泳禧在汉阳大学执教。其间他曾有8年的时间，因笔祸和政治问题而被罢免教职；先后4次被捕入狱。其间写出《转换时期的论理》(1974年)、《与8亿人的对话》(1977年)、《偶像与理想》(1977年)、《超越分断》(1984年)、《越南战争》(1985年)、《逆说的辩证》(1987年)、《自由人、自由人》(1990年)、《鸟儿以左右的翅膀飞》(1994年)等书，在韩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12月3日，已宣布终笔的李泳禧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日本发现鲁迅 　　记者：在韩国，您有“韩国的鲁迅”之称，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呼？喜欢这个称呼吗？ 　　李泳禧：过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中国或研究鲁迅文学以及鲁迅的时代作用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称呼我的。这可能与我过去三四十年的经历有关。他们认为，我在通过言论开展的政治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社会活动，以及民主变革运动等活动中，起到的某种程度的领导作用与精神，与鲁迅在世时的中国当时状况有些类同，所以才这么称呼我的。不过，我认为，自己还不具备这种资格，这是一种夸张的称呼。 　　记者：您最初是在什么时候读到鲁迅的？鲁迅在什么地方让你感觉亲近？当时您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李泳禧：我最初开始读鲁迅作品的时间是1960年代初。由于当时韩国误以为鲁迅是共产主义者，认为此人是危险人物，我们很难接触到鲁迅的作品。有一次出差到日本，在东京的书店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两本有关鲁迅的书籍，自那以后我才开始研究鲁迅。当时我是新闻记者，在韩国一家大报社里担任国际部部长职务，负责国际关系方面的业务。 　　记者：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鲁迅？据说，朝鲜在1927年就开始引进翻译鲁迅。 　　李泳禧：首先，我是1929年出生的。因此，在朝鲜第一次出现鲁迅的翻译作品时，我还没有出生，而且当时的朝鲜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在我的童年生活里没有机会知道鲁迅。到了1945年8月15日民族解放以后，尤其是从1948年8月建立韩国单独政府以来，由于韩国实行反共体制，封锁和切断了有关中国革命方面的一切信息，所以我到了日本之后才有机会发现鲁迅。 　　记者：最初把鲁迅视为思想同道的时候，您周围的人怎么看鲁迅？ 　　李泳禧：也许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我在韩国初次知道鲁迅之后，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但当时的韩国社会是不能传播鲁迅的，因为韩国实行反共体制。因此，我在1960年代，确实没有机会向比较亲近的周围朋友积极地介绍鲁迅和讨论鲁迅。 　　记者：您个人为什么会跟鲁迅产生那么深的精神联结？是心性和气质的类同吗？ 　　李泳禧：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我认为，鲁迅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热爱人民和始终反抗权势之虚伪的精神气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