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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石刻史料简述 唐代石刻史料简述 artmob 唐代石刻史料简述 王国维先生在古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这样的历史研究方法直到今天仍为历史学者所奉行。 与古代中国的丧葬风俗相关，由古代留下的墓志铭是石刻资料的大端，除了墓志铭之外，还有塔志铭、碑刻、摩崖石刻等等。在这些石刻资料当中，留传下来，涉及唐代的应该最为大宗。毛汉光先生在其《唐代墓志汇编附考》[1]中提到中研院史语所的创办人傅斯年先生收集有石刻拓片有二万五千张，“属于唐代者居其半”。毛汉光先生进一步指出，在他所收唐代拓片中，百分之九十的碑铭中人物不载于正史，而且碑志中人物的数量是两《唐书》中人物数量的两倍，而且从字数上来看，碑志的字数甚至超过了两《唐书》的字数，而这“在历代历朝之中，唐刻乃是独有的现象。”“所以就唐墓志而言，已不仅仅是‘以石刻证史’了”。[2] 对于石刻资料的研究，古代是纳于金石学范畴的。“金”主要是指商周的青铜器，而“石”则正是指秦汉以来有文字的石刻。金石之学在北宋开始兴起，清代又大盛，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史部目录类里也是分成两类：目录类一是经籍，目录类二是金石。 宋代的欧阳修是《新唐书》的纂修者，同时他也是金石文字的爱好者、收藏家。他的《集古录》就汇集了他对金石拓本的题跋。主要是谈石刻文字的史料价值，以及可以补正史传之处。现在流传下来的《集古录》为十卷本，比如四库本即十卷，其中后六卷都是关于隋唐的石刻，每卷先题跋碑铭，最后为本卷的目录。《集古录》所题跋的石刻大部分后来都毁失了，连拓本也不传，幸好《集古录》对它里中的资料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 例：《集古录》卷七（《四库》本）“唐李阳冰《城隍神记》乾元二年，右《城隍神记》，唐李阳冰撰，并书。阳冰为缙云令，遭旱祷雨，约以七日不雨将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庙于西山。阳冰所记云城隍神，祀典无之，越有尔。然今非止越，天下皆有，而县则少也。右集本” 前人往往称金石学为“欧赵之学”，除了欧阳修，另外一人即赵明诚。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和欧阳修的《集古录》齐名的。其体例仿照《集古录》，不过是把目录全部放在前十卷里，后二十卷才是题跋，目录里共收了一千多种金石资料，不过后面只题跋了五百零二种。因为和《集古录》一样，《金石录》所收题跋的大部分原石及拓本都已不传，所以也是很有用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书从卷二十二开始涉及隋唐时代。（所题碑铭有和《集古录》重复的），《四库》和《四部丛刊续编》皆有收录，但1983年中华书局《古逸丛书三编》影印的宋本（被怀疑为龙舒本，即此书第一刻），被认为是最古最善之本。[3] 例：《金石录》卷二十九（《四库》本）“《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右《唐义兴县新修茶舍记》，云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之邦侔矣。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云：尝谓后世士大夫区区以口腹玩好之献为爱君，此与宦官宫妾之见无异，而其贻患百姓有不可胜言者如贡茶至末事也，而调发之扰犹如此，况其甚者乎。羽盖不足道,呜呼孰谓栖筠之贤而为此乎。书之可为后来之戒，且以见唐世义兴贡茶自羽与栖筠始也。” 以上为宋代著名的金石书，元、明时期金石之风没有宋代那么兴盛。到了清代，金石之风又重新大振（应与乾嘉考据学风有关）。其中最为最要的应该就是王昶的《金石萃编》。（船越泰次的《唐代均田制下的佐史与里正》一文关键性的史料即出自《金石萃编》。） 王昶为乾嘉时人（1725-1806），曾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好金石考古之学，穷极半生精力收罗商周铜器及历代碑刻拓本1500余种（自称“余之为此，前后垂五十年矣”），编成《金石萃编》160卷。他在自序里写到“古金石书，具目录，疏年月，加考证焉尔（注：欧赵之金石书即此），录全文者，惟洪氏（注：南宋洪适）《录释》、《录续》为然，而明都氏穆（《金薤琳琅》）、近时吴氏玉（《金石存》）等继之，然洪氏隶书这外篆与行楷屏而不载，都氏止六十八通，吴氏止一百二十余通，爱博者颇以为憾焉”所以他自己收录了一千五百余通，都写录目录、年月、全文，并加以考证。“缺其漫漶剥不可辨识者，其文闻见于他书，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秦汉、三国、六朝篆隶之书多有古文别体，摹其点画，加以训释，自唐以后，隶体无足异者，仍以楷书写定。凡额之题字、阴之题名、两侧之题识、胥详载而不敢以遗。碑制之长短宽博，则取汉建初虑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数，使读者一展卷而宛见古物焉。”另外此书还在每种石刻之下注明原石在什么地方，原石所在不详或已佚的则注明谁家藏拓本，非常严谨。作者自己也说“海内博学多闻之彦，相与摩挲参订者不下二十余人，咸以为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