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衰落与诸子学20世纪初中国学术.docVIP

经学的衰落与诸子学20世纪初中国学术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705 【原刊页号】118-127 【分 类 号】B5 【分 类 名】中国哲学 【 作 者】翁美琪 【复印期号】199711 【 标 题】经学的衰落与诸子学向中哲史的嬗变——２０世纪初中国学术的转型 【 正 文】 　　从“戊戌”到“五四”，中国学术界以风起云涌的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的冲撞对峙和会通融合为契机、为动力，哲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历来以经、史、子、集为标帜的古典学术形态中析离化合，脱颖而出，逐渐生枝长叶，展现于世。这是中国学术沿着古老的生命轨道、历经数千年缓慢演化之后，终于从根底上生发的一次新陈代谢。尽管来得很迟，但它终于出现在20世纪初的学术史页。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由于学术域面的急骤扩大，原先的古典学术的躯壳已无法容涵所致。其实问题决不仅仅如此。从深处看，哲学从旧学的脱颖与分化，正是中国学术在其本身发展的诸多规律支配下，出现于特定阶段的历史必然。这里既清晰地印有传统经学从中衰走向终结、诸子学从复苏走向繁盛等等一系列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内部自身的遗传嬗变轨迹，亦有备受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刺激，尤其是西方哲学潮流迅猛冲击、激发示范等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催发，内外呼应、经纬相织、纵横交错，蔚成一幅中国数千年学术史上罕见的转型景观，集中展现了学术史发展的诸多规律的幅合交映。本文着重从经学之衰落与子学向中哲史嬗化这一脉络加以追寻与勾勒。 　　 一 　　学术的历史是由社会的历史规定的，这已是学界的不刊之论。中国20世纪学术史正是中国近现代史这一活生生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从古典学术形态向现代学科的转型，以其恢宏的整体场景，再一次印证了学术史发展的这条规律：每一时代的学术无不是与时代感应的产物，无不随时代的变革而因时嬗化或革故鼎新。时代是催动学术生生不息、不断变化发展的外在气候和供它滋养吮吸的活水源泉。在学术史流变上，时代缘素的考察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正处于自春秋以来数千年未曾有的历史巨大变局中。历经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俄战争、中日战争的迭起世变，特别是甲午之战败于蕞尔日本，达到了世变之亟，带来割台湾、赔款二百兆的奇耻大辱，终于真正地惊醒了中华民族“四千年之大梦”〔1〕。中国临“数十国之觊觎”〔2〕，站在了豆剖瓜分、危如累卵的民族存亡关头，受到了“精神上的强击”〔3〕。 　　空前的民族危机不仅使社会诸种新旧矛盾激化，同时也直接引发了旧学术整体的、根本的、剧烈的危机。其重要表现之一，是以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戌士人，终于走到了漫漫数千年科举取仕旧路的尽头，开始了向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向。这些举子士人对甲午之役的反应，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其余各阶层，他们感受到的是如“受巨创”的震动、如“负深痛”的刺激。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标志着国门被撞开，引起的是致力于“轮船火车、水雷枪炮”的三十余年洋务运动，那么甲午战事使这些士人清楚地认识到，洋务仅是强国之策的枝叶，“非其根本”〔4〕，前此言变， 不知本原，只是“补苴罅隙，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灭亡”〔5〕； 因此，强国之本原在于要像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改弦更张——“讨论学业，讲求官制”〔6〕，在道的层面上吸纳西学。 他们再也无法将自己局限于八股八韵、词章帖括、训诂考证，纷纷把目光转向新学——西方学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早就痛感“学问饥饿”，如饥似渴地“欲求知识于域外”，以已译西学为“枕中鸿秘”，成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不懂外国语的西学家”；但甲午之前，西学输入仅“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7〕， 即多为自然科学领域的格致之学，其给学界的影响表现为诸如谭嗣同、康有为以“以太”、“电”、“元素”等西方近代科学声光电化的科学物质概念，来为构造自己的自然观和理论体系服务。正是甲午之战的深重刺激，才促使严复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世界观上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使中国朝野震聋发聩，并随后接连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及社会学、逻辑学著作。也正是甲午之战，使中国学界看清了日本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的成功榜样，在20世纪伊始之时兴起了大规模留学潮流。伴随着这一潮流，终于出现了ｙí＠①译西方哲学的热潮，标志着“向西方学习”开始进入了讨论“形上之学”的最高层阶段。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曾写道： 　　 “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 　　，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 　　，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 　　志新学者，盍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