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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的设计教学及其对我国建筑教育发展的意义 顾大庆 摘要:设计教师的日常工作—设计教学—是不是可以被看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特殊方式？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设计教学是不是具有发展设计观念和方法的潜能。我国建筑设计教学的发展在“布扎”之后正面临着一个教什么和怎么教的学术真空，其解决之道就在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重新界定设计教学，把设计教学当作为设计研究的重要工具。关键词:研究；学术研究；建筑学研究；设计研究；设计教学；中国建筑教育1 大学固有观念中对研究和教学的不同功能的界定　　把设计教学作为学术研究，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这主要出自于我们对现代大学的研究和教学两大基本功能的认识，即通过学术研究来发展知识和推进学科的发展，通过教学来传授知识。把设计教学也当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就混淆了研究和教学的本质区别。现代大学之固有观念有几个源泉。欧洲的古典大学把大学作为纯粹的教学机构，其中尤以英国为典型。大学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概念开始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大学的功能重在发展知识，这个德国模式最终影响到世界各地。而美国的大学体制一方面兼融德国和英国的模式，另一方面又有所超越，强调研究为社会服务，学术与市场结合。［1］如此，在研究和教学之间逐渐形成了重研究轻教学的固有观念。　　但是，情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已经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卡内基模式（Ernest Boyer, 1990）把学术活动分为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四种，即发现、运用、综合和教学。 所谓的“发现”最接近于传统概念的“研究”，重在发现新知识；“运用”是指把知识和方法推广运用的工作，设计实践应该属于这一类；“综合”则是指将已知的知识和方法加于综合整理，从而建立知识体系的工作，如编著教科书这类的工作；其关键点是将“教学”，即教师在课堂上授课的活动也作为学术活动的一种。［2］在本质上，卡内基模式仍然把发现（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和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术活动，前者的功能是发展知识，后者则是传授知识。卡内基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教学提升到与研究同等的地位。它为大学的各种学术评估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体系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但是在发现、运用、综合和教学这样一个学术“链”中，人们还是把发现新知识、新方法的活动作为一切学术活动之首。　　很明显，设计教学作为学术研究这个论题的前提是设计教学是不是也具有发现新知识和新方法的功能。2　剑桥大学建筑系险遭关闭以及arq关于建筑学研究的讨论：设计即研究？　　现代研究型大学之重研究轻教学的倾向对建筑教育的冲击，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学系在几年前的遭遇。英国受政府资助的大学普遍实行所谓的研究评估考核（RAE），每四年一次，根据学系的研究表现评分定级，进而影响到经费划拨。而研究表现的评定依据主要是论文发表的数量（后改为数篇最重要的论文，更强调质量）和合约研究经费的数量。名次排列以1为最低，5为最高，5＊为特高。剑桥建筑系在1996年的考核中得5分，意指个别领域居世界领先，其余领域国内领先。［3］即使如此，与剑桥大学其他学科普遍得5＊的结果比起来，建筑系的国内领先地位在大学内反而成为最没有地位的少数。这样的情况在以后的几年并没有得到改进，建筑系的“不良”表现超越了剑桥大学当局能够忍耐的限度，终于在2004年底传出大学欲关闭建筑系的消息。大学的关闭决定其实是对建筑系的最后通牒，迫使建筑系作出实质性的改变。最终的结果是建筑系依然存在，作为改善研究表现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保留建筑学专业教育前三年的Part I（相当于非专业本科学位），关闭Part II（相当于专业硕士学位）。同时，建筑系明确以可持续性设计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通过师资重组来充实研究队伍。查看有关教学资料，似乎设计教学全由不属于大学学术编制的专职设计教师担任，由此估计这些设计教师是不纳入RAE考核的。[4]　　剑桥大学建筑系的遭遇无疑是建筑教育的恶梦，这一个别事件其实反映了当今研究型大学中建筑教育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的分析中得到很多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发展研究必须以放弃建筑教育的根本任务为代价，岂不是本末倒置？如果研究并不能推进建筑教育的发展，它对建筑学的意义又何在？进一步而言，什么才是建筑学的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筹办的建筑学术刊物《建筑研究季刊》在20世纪90年代中曾展开了一个关于建筑学研究的专题讨论，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讨论的目的在于为英国的建筑教育在大学的研究评估体制方面的整体落后表现寻找出路。丁·豪克斯（Dean Hawkes，1995）在“中心与边缘——关于建筑学研究的本质和实践的反思”一文中指出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牛津会议”为转折点，开始确立建筑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并大力发展建筑学研究。作为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者的莱斯利·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