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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新闻评论404 暴雨夺命：社会和个体都需反思 　　首席评论 　　□牛日成 　　报载，8月30日深圳一场特大暴雨导致多处水浸，2人死亡。其中，一名童姓女子驾车途经南山区一个涵洞时被洪水围困，最终没能自救，也得不到及时救援，在车内溺亡。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因这样的意外离去令人唏嘘，其细节更让人伤感。当日凌晨4时40分被洪水困在车中半小时内，她先后打了三个电话呼救：“水漫到膝盖了”，“水已经到脖子了”，“你们怎么还没到”。按南山区说法，4时59分首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但因“水实在太急”而束手无策。随后请求打捞队、蛙人支援，待到蛙人来到已是数小时后的事。 　　这虽是悲剧个案，而且与其他类似悲剧一样，“降雨量太大”“水太急”等都可作为佐证救援难的客观理由，但救援措施乏力也是事实。据时间上估算，救援到达现场时，积水应还没漫过车顶，童女士仍未遇难，而面对车辆被淹这样并不算特别复杂的救援，先期到达的救援力量眼看着却无能为力。随后各方力量的调动、集聚也不够迅速，这至少说明城市洪涝应急救援反应能力的滞后与不足。 　　每一个生命都应得到足够的尊重。灾害救援必须分秒必争，容不得丝毫迟缓。悲剧再次警示我们，如何做到各类灾害应急机制灵活快速，确保救援措施及时有效，是值得反思和改善的问题。 　　同时，不能不追问我们的城市还有多少“夺命涵洞”？一个平常都在通行的涵洞，遇到下雨竟然积水深超过2米，其设计、维护是否有问题？安全防护上有没有做好危险警示的措施？今年6月初，同样是涵洞，也同样是下雨，广州一名外来女工推单车经过一个涵洞时跌落暗渠死亡。虽然不同于汽车被淹，但救援及事故调查过程却暴露出拿不到涵洞设计图纸、不能确定权属和管养单位等疏漏问题，而且涵洞没有任何安全警示。 　　外表看我们的城市处处现代化，实则是处处有“陷阱”，一遇暴雨或特殊情况就会原形毕露。“涵洞夺命”只是城市“陷阱”的一种。近年全国各地城市内涝频发，淹死人悲剧一再重演，涵洞、低洼处等潜在危险地方应当作为灾害防护的重点之一。最起码，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是不可或缺的。广州市在隧道、立交桥等低洼处标注“涉水线”以提醒车辆雨天注意安全，就是个好做法。 　　追根溯源，一些城市建设项目只管建造起来而忽视安全标准和事故防范措施，埋下后患，这显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行为。因而，相关法律法规有必要对城市低洼道路、涵洞等市政工程设计标准、危险警示标志设置作出更为严厉的规范，并且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承担，力求将各种夺命“陷阱”消灭在项目建设之前。 　　诚然，有些灾难不期而遇，我们期待救援的快速有效，同样也要个人学会自救。这次深圳童女士一步步呼救却没能尽最大的能力自救，我们为一个生命的无奈消逝惋惜，也为之自救能力一定程度上的缺而乏叹息。同类的悲剧其实也不鲜见。去年7月北京暴雨就发生过司机被困车内溺亡的悲剧，因此司机面对“水门关”如何自救还一度引起社会的热议。悲剧如此相似，提醒更多人或应用一点心思去了解学习自救知识，乃至演练自救技能。保住性命，很多时候首先就是要靠自己。 人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8月出台的《劳务派遣若干规定》中，曾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但因其他部门和部分央企的强烈反对，同工同酬不包括福利和社会保险。其举例称，有一家央企当年全行业利润300多亿元，如把其劳务派遣工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同工同酬，保险和福利就会吃掉近260亿元的“利润”。（9月1日《京华时报》） 　　所谓“同工同酬”，竟然不包括福利和社会保险。如此解释显然连诡辩都算不上，而是对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的扭曲。众所周知，包括央企在内的某些垄断行业员工收入中的“大头”，正在于福利和社会保险，由此而造成的薪酬差距必然是巨大的。显然，剔除福利和社会保险的收入分配改革，其实际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派遣工同工同酬后，会吃掉一家央企260亿“利润”，这或许是事实。不过，这似乎也说明一个事实：央企所谓的高利润及其正式工的“超国民待遇”，原来是通过盘剥临时工来的。一家央企83％的利润，竟然要靠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方式获取，那只有两个可能：一是这个行业不挣钱，二是效率太低。而实际情形，恐怕是后者主导了前者。但说到底，同工同酬不仅关乎道德底线，更是宪法赋予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而与企业效率及其盈利水平无关。拿企业利润说事，显然是一种山头主义作祟。 　　同工同酬政策因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遭致曲解，这是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的又一典型范例。作为基本常识，公共政策最应该体现公众利益，而非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然而在政策的出台过程中，由于利益集团的干预，一些公共政策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华而不实，难以推行，甚或改变“公共”导向，而沦为既得利益者谋取私利的“制度红利”；也正因为利益集团的操纵，一些本不该出台的土政策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