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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华林园听诉制度渊源考 　　关于北魏刑律源流，陈寅恪先生曾有精辟论述，他认为北魏初人中原时，采用汉代之律学，与江左专守西晋律学不同，及正始定律后，刑律多沿袭南朝前期，而宋齐时代律学仍是两晋之故物。陈先生观点高屋建瓴，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法律制度研究有重要意义。但若对北魏听讼制度而言，到底沿袭的是南朝前期的刘宋，还是南齐?则尚不清楚。笔者阅读史书，见北魏相关听讼史料，稍做考论，求教于方家。 　　听讼制度是指为了加强专制君主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皇帝直接干预或者亲自参加司法审判活动。大致来说，北魏的听讼制度较为复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平城时代，一个是洛阳时代。前者代表了北魏早期以胡文化为主要因子的听讼，后者则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采取的华林园听讼制度。 　　北魏早期即有初创的听讼制度，由各部落首领大人聚集在王庭中共同听讼，形式简单，礼法纯朴，有很强的随意性、临时性。《魏书》卷111《刑罚志》载；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世祖时期的任城王曾担任过此类官职。 　　太宗在位时，将这一制度固定化，专门命朝中重臣代表皇帝听讼裁决。《魏书》卷111《刑罚志》载：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有叙焉。帝既练精庶事，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他还经常派遣中央官员下到地方巡视，允许民间百姓亲至王廷上诉。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诏守宰不如法，听民诣阙告言之。其后的高宗文成帝也继承这一制度，一方面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其有阿枉不能自申，听诣使告状，使者检治。若信清能，众所称美，诬告以求直，反其罪。同时允许地方百姓公车上书，亲至王廷上诉。使者受财，断察不平，听诣公车上诉。其不孝父母，不顺尊长，为吏奸暴，及为盗贼，各具以名上。其容隐者，以所匿之罪罪之。故北魏早期听诉是四部大人制和中央派遣巡视制相结合，基本没有皇帝在华林园听讼的先例。 　　但自孝文帝采取汉化措施，迁都洛阳后，北魏就出现华林园听讼。《魏书》卷7下《高祖纪》曰：(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二月辛丑，帝幸华林，听讼于都亭。庚戌，幸华林，听讼于都亭。其后关于北魏实行华林园听诉讼就屡见史书。如《魏书》卷8曰：(永平二年)五月，高丽国遣使朝献甲辰，幸华林都亭，亲录囚徒，犯死罪已下降一等。孝庄皇帝还曾亲自下诏日：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怀忠守素，拥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横被疑异，名例无爽，枉见排抑，或选举不平，或赋役烦苛，诸如此者不可具说。其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可以说，孝文帝时期采取的华林园听讼对北魏的听讼制度影响十分深远。 　　那北魏华林园听讼制度渊源到底在何处呢?是北魏早期文化的影响?还是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来自两晋、南朝早期的影响?如果来自两晋、南朝早期的影响，是刘宋，还是南齐呢? 　　来自北魏早期文化的延续之说，是不成立的。因为虽然早期的平城宫殿建筑中有华林园，但正如上所言，北魏早期实行的是四部大人制和中央派遣巡视相结合的制度，皇帝很少亲自参加听讼，史书上也没有北魏早期实行华林园听讼的任何记载。因此，北魏孝文帝的华林园听讼不可能是继承北魏早期的制度。 　　沿袭魏晋制度之说，也不成立。华林园，原名芳林园，始建于三国曹魏，齐王曹芳即位，改为华林园。它是非常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是专供皇帝与后宫游玩的地方。《魏略》曰：是年起太极诸殿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两晋时的华林园也是供皇室成员游玩、休闲的场所。《晋书》卷31《后妃传上》曰：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晋书》卷83《王雅传》曰：帝起清暑殿于后宫，开北上阁，出华林园，与美人张氏同游止，惟雅与焉。《晋书》卷92《文苑传》曰：帝于华林园宴射。听讼在魏晋时期与华林园根本毫无关系。 　　相反，魏晋时期的听讼都在听讼观。《三国志》卷3《魏书三明帝纪》曰：(太和三年)冬十月，改平望观日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两晋沿袭汉魏制度，皇帝亲自参加司法审判活动，地点仍在听讼观。《晋书》卷3曰：(晋武帝泰始四年十二月)庚寅，帝临听讼观，录廷尉洛阳狱囚，亲平决焉。(泰始十年)六月癸巳，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听讼地点与魏制相仿。 　　沿袭南齐之说，也不成立。因为南齐时的华林园延续了魏晋时期的功能，主要是皇家的娱乐宴请场所。如《南齐书》卷40曰：上怜子響死，后游华林园，见猿对跳子鸣啸，上留目久之，因呜咽流涕。同书同卷又日：二年六月，上幸华林园，宴谌及尚书令王晏等数人尽欢。可以说，《南齐书》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