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拐点.docVIP

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拐点 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拐点 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法王路易十五与他的大臣贝尔坦商讨革除国家流弊的对策。贝尔坦提出要对民众的普遍精神进行改造，法王问：“你有何打算？”贝尔坦答：“陛下，为法国人灌输中国精神。”这件事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时值欧洲启蒙运动高潮和中国的乾隆盛世，它反映了当时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欧洲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伴随着一个对“他者”文化的发现、借鉴和批判的过程。15—16世纪欧洲人在实现地理大发现的时候，就开始了意义更为重大的对世界的文化发现。在撒哈拉以南，欧洲人看见处于原始状态下的黑色大陆；在美洲丛林，他们看到了自然淳朴的印第安人；在太平洋塔希提岛上，他们看到在阳光、沙滩和棕榈树下休憩的“高贵的野蛮人”；在印度，他们看见信仰各种神明、令人费解的东方人；唯有在中国，他们看到另外一种景象。16世纪，以冷峻分析著称的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这样描述中国：“在中国，没有我们的商业性和知识性，但王国管理和艺术之超越绝伦，在若干方面超越了我们的典范，它的历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如此广阔而丰富多彩，这是无论我们的古人和今人所不能体会的。”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对文化传统相对薄弱、国家力量不那么强大的地区开始了殖民掠夺与侵略，而在历史悠久、文化发展、社会昌盛的中国文化面前，他们低下了高傲的头，开始了文化上的学习与思考。 发现世界的文化意义，在于发现自我；美化异域的意义，在于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这是欧洲近代文化的深刻之处。在历史变化的关键时刻，欧洲人总能从对异域的美好向往中汲取发展的力量。15—16世纪地理发现的动力来自对东方的向往；而在17—18世纪，当欧洲本土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精神露出衰败的端倪，需要新的想象中的伊甸园来支撑自己、表达自己的时候，欧洲又兴起了史无前例的向往“他者”的“中国热”。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从热气腾腾又喜气洋洋的中国图景中，欧洲人找到了自我救赎的启示。借助中国这块他山之石，实现欧洲文化上的自我批判和启蒙。于是，中国绵长的历史、高深的哲学、肃然的政治、醇厚的道德，以及精巧雅致的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都被欧洲人作为效仿的楷模和批判的武器，参与构筑启蒙时代自由与进步的神话。这一次在文化上对“他者”的学习与自我批判，是欧洲自身实现新的巨大历史跨越的前奏，如萨义德所说：“欧洲通过亚洲获得新生。” 与马可·波罗时代欧洲对中国的向往不同，这一次欧洲对中国的学习或批判，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文化的。伏尔泰说，“欧洲的王公及商人发现了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世界”。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儒教是“文人之宗教”，“它没有迷信，没有荒谬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在孔子的身上，伏尔泰看到了自己孜孜以求的既严格淳朴又与人为善的道德；他认为，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统治着幅员广大的国家，关心子民幸福，维护公共利益；而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人”。伏尔泰把有仁义的道德、贤明的君主、得当的法律、有效的行政机制，通过科举制度层层选举出来的贤能达人管理的中国社会，看作是合乎理性的理想社会。而另一位启蒙运动大师孟德斯鸠是三权分立原则的倡导者，他毫不犹豫地把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人的中国政治体制认定为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势力与皇帝抗衡，法律对皇帝不具备约束力，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尽管两位启蒙运动的泰斗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相左，但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借助中国来表达自己。历史学家阎宗临先生说：“对这种文化的热爱与厌恶，往往不是建立在它的正确价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一种意见或学说在自我辩护中所提供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 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发现，在很大意义上，是那个时代欧洲普遍精神的一个结果。在欧洲，那是一个孕育生机、充满理想的时代，也是文化批判和创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与欧洲文化中的时代精神和批判意识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在批判旧的制度、构筑理想社会的时候，欧洲需要一个承受批判的靶子，来完成对旧制度的批判；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一个理想的标杆，来支撑他们超越自我，实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跨越。于是，遥远的中国文化就被拉来，或成为他们批判的目标，或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社会的伊甸园。这样一来，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批判，就具有了适合欧洲时代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被思想家心中的观念理想化了的中国文化，给启蒙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支持。马克思说，启蒙思想家“用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在这场借助对中国文化的解读而实现自我批判和更新、为现代欧洲的破茧成蝶准备条件的文化变革之后，欧洲人对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