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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胡适及其角色定位 鲁迅、胡适及其角色定位 作者：陈愚 阿瑞网络文史论坛：http://5/bbs/index.asp 　　1 　　时间是检验一种思想是否深刻，一种精神是否伟大的试金石。任何认为的力量，对思想家的诬蔑、诽谤或者美化、扭曲，都无法掩住思想与精神的光华。时间的流水，必荡涤思想与精神之上的尘埃、光环，被湮没的必重新浮出水面，被蒙蔽的必再次绽放出来，在新的时代，催生新的力量，再次影响历史的进程。 　　 　　鲁迅、胡适都曾经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早在生前，鲁迅就被或褒或贬地称为知识界之“权威”，后来则成为名义上的左坛精神盟主。先生逝后，躯体上那面“民族魂”的旗帜更说明他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而胡适自留学回来，便首倡白话文震动文坛，后又以半部哲学史，半部文学史奠定其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他发起人权运动，涉足教育，创办报刊，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 　　 　　鲁迅逝去，胡适出走之后，“鲁迅”与“胡适”在中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遭到天渊之别的待遇。“鲁迅”这一名词头上闪耀着权威论定的三个“家”七个“最”的光环。早在这位战士的躯体被一面绣着“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各种各样的苍蝇、细菌便开始瓜分他的遗产。而三个家七个最之中不乏对鲁迅的独到的评价，但是一旦成为鲁迅的惟一评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旦成为鲁迅的惟一形象，“鲁迅”这一名词便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与牺牲品，与鲁迅本人毫不相干了。“文革”时期对鲁迅最大的伤害，在于权威的论断成为惟一论断，阻止了人们自由地接近鲁迅，感受鲁迅。同一时期，与“胡适”这一名词联系在一起的却是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大人物小人物写的大大小小的批判文章。不但胡适的书不能出版，甚至凡是语及胡适的，都必须划清界限。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文革”时期的鲁迅神圣化，胡适妖魔化，都曾极大的阻碍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承续。 　　 　　尽管鲁迅向来被抬高极高的地位，“文革”中与红宝书并列的就是鲁迅的著作。但是这对鲁迅思想、精神的伤害丝毫不比对胡适的伤害更轻。今天我们要理解胡适，只要绕开“胡适”这一符号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遭遇，直接阅读胡适原著与这一时期之外的相关回忆文章，便可自由地认识、理解胡适。而对今天的鲁迅研究者而言，“鲁迅”这一符号在“文革”中被肢解成为造神运动、全面革命的工具，直接影响着当今中国“文革”以前与“文革”中出生的一切知识人乃至群众的鲁迅观——他们不可避免的要在“文革”中的“鲁迅”这一符号面前表态，要不接受它，要不拒绝它从而走向与鲁迅作品的心灵交流，走向独立思考。因为这一符号在当时乃是与最狂热的革命口号，最卑下的效忠思想结合在一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中大角色的。以“阶级分析法”肢解过的“鲁迅”仍然出现在各种教科书之中，同样影响着“文革”以后出生的人们。“鲁迅”这一符号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都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证者的面目直接进入我们的生活思想世界。因此，我们今天谈论鲁迅，便遭遇一个巨大的困境：我们到底是在谈论鲁迅这一生命体本身，还是不自觉地以那个通过教科书与宣传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鲁迅”为真实的鲁迅？ 　　 　　2 　　 　　近二十年来，人们开始扫除蒙在胡适身上的历史尘垢，重新认识胡适。尤其是自由主义学理公开言说以来，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面大旗，受到充分的肯定。李慎之先生甚至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李普《悼李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 　　 　　二十世纪真是鲁迅的世纪吗？鲁迅走上二十世纪的历史舞台的前台，是从1918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而1936年先生便去世了。鲁迅本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狂风骤雨般的冲击，就主要集中在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鲁迅去世之后，可以称为鲁迅的学生，体现了一点鲁迅的精神的，前有延安的王实味和萧军等人，王实味的结局是被枪决，原因仅仅是《野百合花》等几篇文章；后则有胡风，陷于牢狱，几番生死，并且被谎构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株连无数。即使鲁迅本人健在又当如何，最高领袖早有答案：要不在牢里继续写，要不识大体不作声。可以说，自鲁迅去世之后，无论“鲁迅”这一名号被捧得多高，真实的鲁迅始终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谁想继承鲁迅的精神、事业，谁必然受到国家机器的无情打击。只是“文革”后期开始，一小部分知识人才逐渐摆脱毛泽东对鲁迅的解释，姚文元对鲁迅的肢解，从鲁迅的作品中直接汲取精神资源，从而独立地去发掘真正的鲁迅。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传统的鲁迅，在二十世纪中的真实遭遇是：在洞见绝望的深渊之后反抗绝望，在无人的土地上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而后荷戟彷徨，在欺与瞒的大泽中揭示鲜血淋漓的现实而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