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第3讲 苏格拉底的问题.ppt

四、是什么的问题 由于希腊人一开始从事哲学思考的时候便以“学以致知”为最高的理想，所以当自然哲学陷入了困境之后，这就迫使哲学家们重新思考知识的问题。 巴门尼德以两条道路的区分揭示了自然哲学的局限，说明我们对于始终处在流变之中的感性事物是不可能有知识的，真正的知识是对于惟一、永恒、不动的“存在”的思想，真理乃在于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 巴门尼德要求摒弃变动不居的“非存在”而去“思想”永恒、惟一、不动不变的“存在”，这项工作毕竟太笼统了，也难以具体操作实现。 现在，苏格拉底把巴门尼德所确立的一般原则落实在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这就是是什么的问题。 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上一讲的基本内容。 希腊人从一开始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虽然走的是自然哲学或者宇宙论的路子，但是有些基本观念其实也构成了后来的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的基本前提，实际上也构成了哲学的基本前提，只是后来才受到了哲学家们的质疑。 例如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宇宙是有秩序的，因而是合乎理性的；有秩序的宇宙整体表一个统一的根据，这就是哲学的研究对象等等； 所不同的是，在此基本观念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的思路和方式有所区别。 自然哲学试图追溯宇宙万物最原始的开端，即“时间上在先”的本原， 而巴门尼德则意识到此路不通，他要扭转哲学的方向，把哲学的对象确定为“逻辑上在先”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本质。 然而问题是，不仅自然哲学家们面临着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巴门尼德同样如此。我们面前的大千世界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那是用“存在是一”难以解释说明的。 不仅如此，虽然巴门尼德为解决问题指出了方向：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但是究竟怎样实施对存在的认识，尚且不得而知。这也就是为什么巴门尼德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主要扮演的是破坏而不是建设的角色的原因所在：自然哲学家们都不得不面临巴门尼德的挑战，但是却难以接受他解决问题的方案。 苏格拉底对哲学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将巴门尼德宏大的方案落在了实处，具体化为是什么的问题。 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知识问题。 当苏格拉底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被智者搅得一团糟了。如果苏格拉底要解决知识问题，他就不仅要说明获得知识是可能的，而且要说明获得知识的具体途径。 苏格拉底用“德性即知识”来说明获得知识的可能性， 而以是什么的问题来落实获得知识的具体途径。 如果说知识就是德性，德性就是知识，那么认识德性所认识的是什么?换言之,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才能被看做是真正的知识？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认识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是什么”，或者说，认识事物的定义或概念，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规定”。 据柏拉图所述，苏格拉底的对话大多以追问“是什么”为其主题，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节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德性”、“什么是美”等等，而且他所追问的并不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勇敢”或“美”，而是“勇敢自身”或“美自身”，亦即“勇敢”或“美”的类本质。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要求认识的是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质规定，因而他所理解的知识乃是对事物之一般、普遍的类本质的认识，惟有它才是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城邦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说，他们用不着学习就天生禀赋正义感，就知道怎样决定城邦的大事，这可以说是雅典民主制的根本原则。然而苏格拉底可不这么看。他认为雅典之所以衰落了，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主制的原则出了问题。 正如做鞋子的工匠必须懂得做鞋子的知识一样，管理城邦也需要专门的知识。如果让不懂得治国的民众决定城邦大事，不可能治理好城邦。所以，苏格拉底鼓吹专家治国论。但是，雅典人无论如何难以接受苏格拉底的理论，因为那完全违背了民主制的基本原则。 这种专家治国论与城邦民主制是相互矛盾的。 因此，苏格拉底与城邦的矛盾，是两种原则的冲突，它们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相互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或时代差，碰到一起当然要发生矛盾。民主制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合理性已经过去了。苏格拉底的原则也是合理的，但那要等到上千年以后才会成为现实的原则。这就是说，苏格拉底生不逢时，他的原则是希腊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所以，苏格拉底必死。 在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也是在自己找死。由500人组成的陪审团，280人认为苏格拉底有罪，220人认为人无罪，实际上只有30票的差距。按照雅典的法律，苏格拉底并不一定承受死刑，他可以交付罚金，以罚代刑。 可是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没有罪，声称不交罚金。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阿波罗太阳神给雅典人的恩赐，所以不但不应该被判处死刑，城邦还应该为他提供免费食宿。不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