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虚无：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实证倾向.docVIP

逃避虚无：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实证倾向 进入九十年代，一直围绕着诗歌的光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失了，写诗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仅不“讨好”，甚至连敌意都讨不到。公众对它的态度是,避而远之，或如欧阳江河十多年前分析西方诗歌现状时所说的那样，“以彬彬有礼、尽管多少有些冷漠的态度对待来自诗歌的任何形式的离经叛道，使其成为对既定传统的一种补充，以及对人类集体猎奇心理的无害、无关紧要的智力刺激和情感满足。”[1]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耸立还是崩溃都不具备严重性和尖锐性，丧失了引人注目的前卫作用。”[2]这也正应了欧阳江河在此文中紧接着对中国诗歌前景所作的预测：“这种普遍的枯竭(诗歌的枯竭，引者注）在当今中国诗坛尚未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而是还来不及发生。”[3] 就是这“还来不及发生的”事情，在人们“还来不及”弄清楚的时候发生了。对诗歌，社会用淡漠取代了赞誉和批评，除了九十年代初连续的死亡事件还能让人们唏嘘感叹外，诗歌本身的晴雨表很难再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与此同时，诗人们要做到对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那里传承下来的，戏剧化的、表演式的心理惯性，及时地予以煞尾，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乃至绝大部分诗人的心中因此弥漫着失落和恐慌，甚或一种几乎是本体论层次上的虚无感。 这种状况是第三代诗人和朦胧诗人，包括诗歌史上历代诗人都不曾遇到过的。以往无论人们对诗歌的看法怎么不同，有一点是没有分歧，也始终没有受到过动摇的，那就是对“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本身一定有价值的坚信——或许不能说“坚信”，因为诗歌一定有价值的观点，几乎就是先验而无需证明的。在公众眼里如此，在诗人眼里更是如此。人们的争议只在于它具有“怎样的价值”，或是“怎样才能有价值”，而不是它“是否具有价值”。保守的旧体诗时代自不必说，单就白话诗出现以来的近百年历史观之，我们也能看到，不管是白话诗划时代的革命，还是朦胧诗对战歌、颂歌传统的挑战，抑或第三代对朦胧诗的解构，诗人们争取的都是“某种”价值的存在，他们急于解决的都是诗歌内部的、形式与内容的合法性的问题，是诗歌以怎样的面貌出现才算有价值的问题。诗人们的怀疑只针对“某一种”形式和内容的诗歌，而不是诗歌本身。 诗歌这种牢固的合法性，一方面固然与人们的审美惯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具体的历史背景分不开。在动荡不安、追求思想解放的年代里，诗人作为“民族的触角”存在着，写诗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当时的文化思想甚至政治运动。诗歌所承载的内容很容易与时代脉搏相合拍。即使是声称以捍卫艺术的纯洁性为目的的第三代诗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运动色彩，它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在尝遍单调而布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作品之后，对更为纯洁、更为繁复多样的文学作品的渴求。与外界的这种合拍，使诗人毫不费力地获取了价值指认和许诺。在这一点上，比起九十年代的诗人，他们是幸运的。 九十年代在社会局面上较以前更为稳定，没有出现过一呼百应的运动——似乎也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运动的必要。诗歌因此失去了运动这一曾非常重要的依托物。而市场经济的推进，商品化意识的渗入，又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生存的现实性日渐凸显，生活的压力、更高利益的诱惑、机会的稍纵即逝，使生活的奔忙占据了人们头脑中的首要位置。人们无暇、也不想顾及更多事情，诗歌变得越来越遥远了，朦胧诗与“黑暗”的抗争，第三代对意识形态的反叛，都和人们最关心、最渴望的东西相距太远。同时，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娱乐形式的加速度繁殖，音像业的辉煌、服务业的无微不至，直接、快捷、全方位地满足着人们的要求，缓解着人的疲劳，恢复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人们从诗歌中得到的安慰，渐被眼花缭乱的娱乐取代。在此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一句：诗人还有什么理由要别人去读他们的诗呢？ 但公众的离弃和不信任并不能使诗人产生根本上的动摇。尽管里尔克的那句“坚持就意味着一切”，被很多诗人用以自勉或自慰，也有不少诗人心平如水。他们“除了收成之外，很少关心外面的天气。”[4]公众的目光不再是他们所期待的东西，他们的诗歌只“献给无限的少数人”[5]。远离了公众的视野，写作的个人化色彩愈加明显，可以说，它仅是诗人“追寻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单兵作战”的、“对精神的贫困状态的反抗”[6]。 然而消费主义、利益中心的思想，不仅带走了公众，也的确带走了一部分诗人，不少诗人放弃了写作——即便不考虑外界因素，诗歌内部标准从朦胧诗到第三代惊世骇俗般的互否与颠覆，也足以令诗人们产生疑惑了。在纵向与横向上，诗歌内部标准都存在着难以沟通的分野、互斥。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量标准相继被“证伪”，被判为业已“失效”的传统。这一事实，比诗歌在外界所受的冷遇，更容易导致诗人的虚无感。如此一来，一种在公众与诗歌内部两方面同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