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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拼意文字 《汉字拼意文字》 学会了几千个常用汉字是否就能理解由这些汉字组成的词（包括不断产生的无数新词）？这个问题国内一直存在争论。最典型的要数最近郭致平先生和周有光先生的争论。郭致平说：“基本上，汉语的每一个字均是一个词素，因此由词素组合而成的合成词，就可由单词的词义获得直接的理解。”周有光则说：“在7000个现代汉字中，2000多个是可以独立成词的词字；4000多个是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不论单音节词还是多音节词，极大多数不能认识了汉字就知道了词义。部首只有极少数有表意功能，大多数没有表意功能。只要认识几千个汉字就能读懂中文的说法，早已证明不是事实。”（注1）我赞成郭致平的观点。周有光的观点则显得太笼统，缺乏理论分析和事实依据。目前赞成汉字词有可理解性的人都能举许多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反对的人也能举出不少例子来驳斥这个观点。综观这些观点，似乎都缺乏量化的分析和理论的深入探讨，难以服人。 所谓量化的分析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所有的由常用汉字（约3000多个）组成的词选出，找出那些词是可以类推识记的，如“猪肉、牛肉、羊肉”等，那些词不能简单类推，但可以从前后文的逻辑意义上推测出词，如“火柴、柴火”等；那些词不能类推，如“花红、天麻、马虎”等。通过统计学分析，我们就可大致了解汉字词的情况。这是静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是从实际使用的各类报刊文章、科技书籍中统计出可类推的词，不可类推的词的使用频率，从而可以看出中国人阅读报刊、科普读物、科技文章的可理解程度。 另一个量化的分析是找出不同年龄组的人分别进行新词理解测试，阅读理解测试，阅读速度测试。这种测试最好是跨国、跨文种的，才能看得出中国人阅读汉字文章是否比外国人阅读本国拼音文字文章的理解率高。 尹斌庸先生曾作过一些量化的统计（注2），但他的取例似乎还不足以反映汉字词的实际情况。动态的分析好象还没有人作过。近年来有人曾进行过跨文化的研究，中美儿童学习语文的测查结果表明：中国儿童的识字、阅读水平高于同年龄、同年级的美国儿童（注3）。但据说有人对这样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儿童学习父母的期望值也高，美国儿童大量时间都消耗在看电视上。等等。 要作好量化的分析工作，首先要有理论的指导，例如为什么人能类推新词？那些词能类推？那些不能类推？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下面仅谈谈我对汉字词特点的一些认识，不对的地方还望斧正。 一、 词的产生过程：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1、偶然性是指人类最初赋予不同的物质、概念以不同的音节组合是偶然的，随意的。如中国称之为“水”的物质，英国人称之为water。在一个群体中大家都这么说，这个词就这么定下来了，这类词多数是单纯词。 2、必然性是指人类的词汇量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后，就要受到人的认识和记忆心理规律的制约，合符事理、可以类推的词结构就会被固定下来，不合事理逻辑的词结构就会被淘汰。如现代的许多科技术语，“激光”取代了“莱塞”，“话筒”取代了“麦克风”，就是这种规律起作用的例子。现代汉语中出现大量的类推仿词，如仿“文盲、色盲”造出“科盲、法盲”：仿“儒家、法家”，造出“作家、歌唱家、书法家”；仿“打手、凶手”造出“射手、水手、枪手”等等。这种按类推规律造出的词也便于人们按类推规律认识单词，这类词就比较容易“望词而知义”。人们容易记住，也就乐于使用，这样的词结构便能在词汇系统中稳固下来。这类的词多数是合成词。形声字也有很多可以类推，这是因为形声字的构造也是有规律的。 二、 人类掌握单词的心理规律 人学习单词也有两个过程，一个是机械记忆过程，一个个表示某个特定概念的词的发音或字形，作为一个个条件反射信号，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反复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人便能将这特定的声音或字形与特定的概念结合起来，从而记住某个词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的词义。儿童初学语言和文字一般都是这个过程。单纯词一般都靠机械记忆方法记忆。 另一个是逻辑识记过程。正常人都有逻辑思维能力，一个训练有素并善于概括和分析的人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单词后，他碰到新词就会对相同构词规律的新词汇进行和类推识记。人类对自然界的物质的认识无不表现为分析、比较和类推的思维过程上。例如人们对大部份的物质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金属具有可伸展性、导电性的特性，于是要判断某种物质是否具金属，只要看它是否有可延性和导电性。同样，一个中国人经过比较后发现，凡是词尾有一个“鸟”字的词，一般都是表示某一种鸟的词，当他看到一个新词，如“鸵鸟”、“蜂鸟”时，他就会推测出，这词表示的东西属于鸟类。人的这一识记的心理特点表明，单词构造如能反映客观世界的一定规律性，逻辑性，就比较容易让人“望词知义”。 三、 汉字词是“拼意文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拼音文字可以“见词知音”，拼意文字能“望词知意”。 人类最初使用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但是后来大部份的象形文字都走上了拼音化，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