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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社会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刘志琴 　　晚明社会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作者：刘志琴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点击数：105 更新时间：2008-6-17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认为,从维新运动以来思想发展的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20世纪中叶,侯外庐亦明确指出,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潮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表现。这就无异说,中国早期启蒙的发轫,并非受之于西方思想的刺激,而是本土思想发展的结果,这为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内在因素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尽管学术界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评价不尽相同,高低不一,有些问题还存有争议,但无一例外的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突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同这一观点,并指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虽有合理因素,但由于其忽视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异,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看成西方文化的位移,这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并不能全面、准确和深刻地揭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外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表示了极大关注。例如, 余英时主张,从晚明儒学发掘近代思想的源头;沟口雄三认为,中国前近代的概念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可以作为近代的胚芽期或胞胎期。 　　使这一问题取得重要进展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文化现象。启蒙的原意,是取之《风俗通》的解释:“祛蔽启蒙”。祛谁之蔽?向谁祛蔽?都要有受众,没有民众性的响应,就不能形成社会思潮。启蒙也并非只有一条路径,问题的多样性在于,被认为最具启蒙价值的《明夷待访录》在当时并未得到传播,但在民众中却潜滋暗长着非君、非圣与非经的思潮,一种真正属于民间的自发思想在社会下层广为扩散,这是不同于精英著作传布的另一种渠道。这种见解超越前人在精英文化求索的局限,扩大视野到社会史的领域去发掘资料,使这一问题取得最新成就。 　　晚明处于时代转折期,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与汉、唐、宋一脉相承,但其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抑制地涌现出异己的文化因素并形成社会性浪潮,而且,伴随着新兴的经济现象,不断地撞击封建经济秩序,侵蚀封建伦理统治。这一衰变发生在明末,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结构和思想体系的衰变。它又不同于清末的是, 16、17世纪之交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资本主义强权的干涉,纯系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发展。这时,虽有欧洲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文化,有助于扩大中国人的眼界,但只局限在少数官员、士大夫和为数不多的教民,对社会没有形成冲击,更没有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的输入。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明是尚未受到外来影响的,原装的封建社会。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变异,即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什么新质因素?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转向?更能把握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本土特征。 　　在16、17世纪的中国,最为现实的问题是,高压在民众头上的磐石不是神权,而是政权,是封建伦理的最高权威——君主专制及其意识形态,不撼动这高压在民众精神上的磐石,就不足以构成启蒙思想的主潮。 　　明代是皇权统治最严酷的一个王朝,过度强化中央集权的后果是把皇帝的权威推到极至。君主不论是昏是暴,是白痴还是幼儿,为臣的只能顶礼膜拜,歌功颂德,绝不能说一个不字,任何对君主的不敬和亵渎,都要受到重处,甚或破家灭族,直弄得君要臣死,臣不死不足以尽忠,对君主效忠到如痴如迷、若愚若傻的地步。 　　在忠君已成为压抑人性、扭曲人格的超强压力下,怎能设想,不触动这精神重负能有思想启蒙的发生?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的是,晚明思想启蒙主要是针对君主专制独裁发出的抵制和呐喊,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对伦理信仰的最高原则———忠君信条———的怀疑、动摇和抨击,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蔚为社会性的思潮,这是中国思想启蒙的唯一路径。 　　朱元璋取消宰相制,独揽立法、司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强悍、权力最集中的王朝,但是,皇权至上、不受任何监督的结果,又导致自毁长城。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庸君、昏君与暴君。明中叶后,皇帝怠政成性,如明嘉靖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明万历皇帝不上朝超过三十年,连朝仪都已遗忘。皇帝不理国政,内阁关上大门,官员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时人不得不惊呼这已到了“天崩地解”的地步。此种时局预示着明王朝已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高度集权与高度涣散在同一王朝的首末出现,这是明王朝的重要特征。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肇致政府机构瘫痪的主要原因。明朝官府的库藏与皇帝的私库是分开核算的,明王朝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金花银供皇室开销,户部银供军国之需。然而,贪得无厌的明神宗却不顾这一规章,自派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到地方直接征税,凌驾在官府之上,强取豪夺。那些忠于职守的地方官,奉法的士大夫, 自然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