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财政分权管理体制.ppt

财政分权管理体制 得克萨斯人能管好得克萨斯州 ——乔治.W.布什 背景 分税制改革：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数次重大改革。建国之初是一种前苏联模式的统收统配的中央集权体制，连续实行了20年之久。1980年开始改行“分灶吃饭”的分权体制。1988年后又改为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总额分成、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的“大包干”管理制度。然而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均未跳出计划经济财政框架。在经济形势的逼使下，1994年终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跨出了决定性的、带有革命意义的一步，即分税制，由行政性分权跨入了经济性分权。 改革之初，曾设想：一方面可以将更大财力集中中央，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鼓励地方多创税收”，但实行结果看并非如此。1993年与2002年相比，中央财政收入分别为957亿元与1038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3391亿元与8515亿地。中央增长了985％，地方仅增长了150％，而同期的GDP增长了200％，换言之地方财政收入比GDP的增长还慢50个百分点。若将分税制改革的前10年与后的10年作一对比，我们发现地方财政收入的前10年，（1993年比1984年）增长了250％。而后10年只增长了150％，可见94分税制没并起到“鼓励地方多创税收”的结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 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2002年急剧上升为52.2％但省级财政收入比重并未因此而下降，她利用权力主导的机理，从下面上移了大量财权，从而使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6.8％提升到2000年的28.8％。换言之，省以上财政收入比重从38.8％上升到81％，而省以下（不包括省）则从61.2％下降到19％。2000年后，省以上财政收入继续上移，仅中央这块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了55％。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 管制 激励 税收支出 财政集中程度 按部分职能划分的各级政府的支出百分比 全国性公共物品与地方性公共物品 地方性公共物品（local public goods）的利益职能由特定社区的居民享有，而全国性公共物品的利益由全国人民共享。 如果由各个社区提供全国性公共物品，就会出现搭便车的问题。 俱乐部理论没有解决的几个问题 公共服务如何收费 如何避免搭便车 如果全国人民都组成许多不同的俱乐部（社区），共用品的总体配置是公平和有效率的吗？ 蒂伯特的假定条件 －不存在由地方政府行为而引起的外部性影响； －个人可完全（无代价）流动（“用脚投票”）； －人们对于他们在每个社区将接受的公共服务和必须支付的税收具有完全信息； －存在足够不同的社区，满足大家对公共品的多样化需求； －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被认为是常数（排除规模经济） ； －公共品假定由比例财产税融资，税率各社区可以不同； －各社区可以颁布排他性区域规划法。如规定最小住房面积 蒂伯特（Tiebout）模式与现实世界 蒂伯特假定模式的理想性 蒂伯特机制的现实性：大都市中家庭区位选择 蒂伯特模式的经验检验： －地方公共品（＋）和税收价值（－）会被资本化到地方财产价值中。现实表明，这种资本化是较普遍的现象。 －位于邻近许多其它社区的社区内居民相对于单独社区内居民更大的同质性。 蒂伯特（Tiebout）假说的局限性 市场失灵 外部性：社区决策对其他社区的影响 不完全竞争：社区数量有限 税收竞争会导致企业课税降低 再分配——在有自由迁移和地方竞争时，地方层次的再分配将不复存在或至少是有限的。 再分配 个人间的不平等 再分配程度——福利支出水平——应该由地方还是国家决定?“再分配”是地方性公共物品吗? 地方层次上的再分配的不可行： 1、迁移相对自由的情况下，地方层次上的再分配会导致穷人涌入高福利地区。 2、如果社区间完全竞争．那么以纳税人最少的代价提供地方性公共服务的努力，会导致纳税人缴纳的税收正好与他们所获得的利益相当： 再分配 社区间不平等．我们曾经指出，各地方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很明显，贫困社区要提供与富裕社区同等水平的服务，就需要课征更高的税率。 反对提供旨在减少地方性公共服务提供不平等的项目的理由 1、消费者主权。联邦政府不应该把自己对食品、住房供应或教育的偏好强加给地方社区。 2、以社区再分配为目标的问题。该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是穷社区里的富人。 3、选址无效率．社区间收入再分配项目会导致选址无效率。它们扭曲了人们住在哪里的决策和企业落户在哪里的决策。 地方政府的收入：税收、借贷、收费与接受补助 地方税收的四不原则： 1。不应征收高额累进税； 2。不应征收税基流动性很大的税； 3。不应征收可将大部分归宿转嫁给非本地居民的税； 4。不应征收不直接为本地居民所察觉的税。 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划分的6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