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路易十四的科学国策比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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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与路易十四的科学国策比较

康熙与路易十四的科学国策比较 当然,他们谁也没有读过它。但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他们在相隔甚远的两个国家,缔造了各自的关于“知识”的盛世。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词替换为“科学”。 这两位国王,一个,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另一个,是清朝皇帝康熙。前者,自称为“太阳王”,后者,则是“龙子”。 300多年后,一场关于这两位君王在位期间的科学国策的演讲在北京故宫报告厅举行。无疑,仅仅是它举行的地方,就使它成为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 “要知道,在路易十四时代,人们还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场演讲的主讲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CatherineJami女士说,“但路易十四竟然把自己比做太阳,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两个国王 路易十四与康熙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都生活在17、18世纪,都是幼年继位,都是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都是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有着强烈地了解世界的愿望。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Jami来说,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康熙本人对科学充满了兴趣,而路易十四则热衷于跳他的芭蕾。” 是一封信把他们两人联系到了一起,作者即康熙的大臣南怀仁(F.Verbiest)。南怀仁是比利时耶稣会士,主要教授康熙欧几里得几何学。由于清朝初年对传教士的控制,令他担心传教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于是,1678年,他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来华。 为了回应南怀仁的号召,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四位耶稣会士远渡重洋,赐名为:“国王数学家”。这几个人很快被康熙所接受。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满语,并起了中国名字:洪若翰、白晋、张诚…… 康熙无疑是个少有的聪明皇帝,但喜欢科学,却不是因为聪明。“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他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历法,关乎社稷存亡。于是,他“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注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 研究历法,要从数学始,南怀仁就这样成为他的第一位数学老师。接下来,便是白晋和张诚。 老师们惊讶于康熙的勤奋好学。白晋在1691年的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21日。皇帝回宫了。……一看见我们,他就笑问我们这一天过得如何。他在算学桌上做了几道算术,然后便到院子里去用半圆测量一建筑的高度,并让我们去帮他。陛下亲自摆放了仪器,进行观测,然后用他的中国办法(注:算盘)计算,速度快得惊人……” 传教士们的惊讶或许更来自对比。“路易十四根本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Jami说。一次,他的科学家为全国测绘地图,结果比原来以为的小,路易十四很生气地说:“我的科学家比我的敌人让我失去了更多领土。” 但Jami认为,康熙这样做,在个人兴趣之余,还有更多的政治动机。在满族尚未在中原站稳之前,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满人也并非‘蛮夷’。”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韩琦提供的一段史料,或许印证了这一说法。1692年初,康熙在乾清门把大学士、九卿招至御前,讲授乐律、算术的关系,还涉及天文历法以及河道水流量的计算。没有尽兴,他命人取来日晷,用笔划出正午时光影应该的位置,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到正午,以检视皇帝的预测。果然吻合。 大臣们“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 有意思的是,完全不热爱科学的路易十四,早在此前的1666年,却以国王的意志支持了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每周,他们都在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聚会。 1713年,康熙发布圣谕,在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律历渊源》等书籍,被西方人同样称为“皇家科学院”。 两种文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为什么康熙时代的科学热潮没能延续下来,而路易十四却做到了? “我想,这是因为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中,科学的地位不同。”Jami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科学工作者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而在那时的中国文化里,只有你懂四书五经,才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 话虽如此,康熙依然认识到西方科学的作用,并期待能够利用传教士在华期间,多多学习,以达到将来自立的目的。韩琦在《“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一文中介绍,有耶稣会士这样写道:“多年的经验使皇帝确信,中国人主要或惟一对欧洲人的依赖是,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无法正确地在天文学方面进行管理及准确地预知日蚀和月蚀。皇帝千方百计铲除这一弊端,使中国人能够自立。为达到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价按皇室排场建立起一所皇家数学院……” 但这个“皇家数学院”却和法兰西科学院有了差别。 法兰西科学院致力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当时知名的欧洲学者霍布斯、卡西尼、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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