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系列】谭继和中国文化历史脉络里的巴蜀文脉(2017).docVIP

谭继和：中国文化历史脉络里的巴蜀文脉 钟永新 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 【人物简介】谭继和，1940年出生，四川开县（现属重庆）人，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著有《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脉》《仙源文化》等，提出“泛巴蜀文化说”。 【阅读提示】： ◆开展巴蜀文化研究，政策图解式的媚时研究不可取，卖旧铜钱式的媚俗研究不可取，必须要以学术独立的精神，拿出“唯陈言之务去”、有真知灼见、能切实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这样巴蜀文化研究才能真正得以振兴。 ◆ 对于巴蜀文化来说，要弄清楚巴蜀文明的生长及其发展趋势，就不能不研究巴蜀的地脉、水脉和文脉。 ◆ 走向多区域文化的比较和联合研究是当前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学问之道当重论文 钟永新：谭会长，您好，您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首先请您谈谈能否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同时您曾师从我国史学大师徐中舒先生治学多年，前辈学者给您哪些学习体会感触？ 谭继和：我的小学、中学都在大巴山区的开县度过的，我的文史基础得益于当时开县中学的一批老师，这些老师多是抗战时期留下来的毕业于名牌大学或国外大学的学生。 其中语文老师杨谨伯先生对我影响最大，杨先生教我们读《诗经》《史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教写诗填词的格律，作文都是在课堂上一节课时间做完，然后评点。我最喜欢听的是每周作文的课堂评点，总希望杨老师把我的文章评为第一。 有次进初中，第一次历史课考试，我得了10分，受到点名批评，感到很羞愧，从此在煤油灯下坚持背历史。由于功夫下到了，成绩自然有了，以后每次历史考试，除了偶尔几次99分外，我几乎都是100分。正是靠着这样的学习培养，中学时代的我对文学和历史有了特别偏好。 谈及我读书的最初目的，其实是为了生存需要。因为穷，吃饭有一顿无一顿。小学四年级时，我看见初中招考广告有助学金，就提前考了中学，这样又有书读，又解决了吃饭问题。从1951年到1965年，我就依靠国家助学金，从初中一直读到副博士研究生毕业。所以我是国家养活和培养起来的，我所擅长的首先应该报效国家，就这么一个朴素观念支撑着我。 后来我考入四川大学读书八年，川大历史系是当时的王牌系，像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赵卫邦、胡鉴民、谭英华等一批名师给我们上课。毕业后，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编写组工作，又有幸接触范文澜、黎澍、蔡美彪等先生。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是幸遇明师，而最大的收获是师德、师风和师学影响。 先师中舒先生是位学问精深、卓然特立的史学大师。20世纪60年代我有幸在徐师门下做研究生主攻先秦史。“文革”后我由京返蓉，每年又数次向先生问候起居，实际上又继续得到徐师的授学答疑。 徐先生显得有些讷言敏学，他和我们除了谈学问，似乎就没有其他可谈的。以我这样的鲁钝资质聆听先生的循循教导，只感到瞻之如不可及，忽焉若有所悟，可谓“见道弥深，仰之弥高”。 徐师一生的学术精义主要体现在其众多的学术论文之中。学问之道当重论文，这与现今浮躁之学动辄为书是不相同的。 先生的另外一笔宝贵遗产是口头教诲和辨析问难，其中经义可得之于内而不可言传。我虽然有幸多次亲聆，但真正能懂得的并不多，做过的笔记历经劫灰也仅存数种，比如先生亲自批阅我的论文《左传与国语的逐条对比》就不知去向了。 郭研未来主题是文化立国 钟永新：您同时兼任四川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十余年前在《“新世纪郭沫若研究”笔谈》中提出要“从中国文化走向反观真实的郭沫若”，现在过去十余年了，能否介绍下郭沫若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发展趋势？ 谭继和：如果从1921年郑伯奇关于《女神》诗集的第一篇评论算起，郭沫若研究至今已有90多年了。最近10年来，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新的开拓，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成为郭研新视野。 其主要成果有： 1．举办了七次大型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研讨会，研究主题出现向郭沫若的文化道路，特别是向学术焦点和社会热点问题集中的趋势。 2．探讨郭研的现状、挑战和机遇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蔡震对郭研“热与冷”、“正与反”、“读与解”三大悖论的分析。 3．研究方法与视野出现新拓展，“回到郭沫若本身”成为学者共识，有学者还提出要回归郭沫若文本“零”的研究起点，出现向学术、历史和哲理三大空间探源、转换思维的趋势。 4．在郭老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涯纠结复杂的关系方面，出现马克思所讲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而非空言谠论的可喜研究现象。 5．以郭老“把马克思请进文庙”的思想为代表，探讨郭沫若对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6．关于《女神》研究集中在郭老文化创造精神和固有传统坚守的探讨，这是在前十年《女神》内含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