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法外之理_到_法内之理_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精选.pdfVIP

法政论坛 从“法外之理”到“法内之理” 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喻 中 一 “法外之理”，是指站在法律之外，探究关于法律的一系列外部问题，比如，法 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经济、法律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它描述的是法律 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它回答的是其他社会现象如何影响法律，法律又如何作 用于其他社会现象。对“法外之理”的解说，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的主流。 寻求“法外之理”的理论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关于法律的宏大叙事与价值呼唤，它 强调思想，关注法律所置身于其中的政治背景与社会现实。屈指算来，这样的法 理学倾向已历经百年。 清朝末年以前，中国只有不为士大夫所看重的律学，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 学，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不仅如此，就连有限的律学知识，在中国历代 知识阶层的知识体系中，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由古 代中国人对于法的特殊观念所决定的。（关于传统中国人对于法的观念，当代中 国学者多有论述，可以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中国萌生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始于清朝末年那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 的启蒙思想家，开始将西方各国的法律思想引入中国，以期为国家的政治维新、 法律改革提供另一种的思想资源。英、法、美等国的宪政体制、宪法学说的介绍 和评论，成为了那个时期的法理学主流。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王韬、郑观应、陈 炽、何启、胡礼垣、汤震、陈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沈家本、伍廷芳、王 宠惠、薛允升等思想启蒙者或政治改革家。随着 !!$ 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尽管民 法政论坛 法、刑法、诉讼法、法史等法学领域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出现了像胡长清、 林纪东、程树德等有影响的学者；但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法学”、 “移植法学”仍然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品格。正如蔡枢衡所指出的：“中国成文法 律发达很早，但是海禁大开以前，中国没有近代式的法学。海禁大开后，变法完 成前，只有外国法学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移植。外国法学的摘拾和祖述，都是变 法完成后至于今日的现象。……祖述和摘拾成为一个国家的法学著作、教室讲话 和法学论文的普遍现象，这正是殖民地风景。”（蔡枢衡：《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 其意识批判》，载李贵连：《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法理学研究迈进了一个新的移植时代。与前 五十年相比，这个阶段的“移植法学”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其一，移植的对象从 西方各国的法理学全面转向了苏联法理学，苏式法理学的概念、原则、体系成了 中国主流法理学界领会、学习的对象。其二，移植的出发点不再是清朝末年的富 国强兵，而是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这个时期，法律与政治不分，法理学也没 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政法学院”这样的机构名称，“政法研究”这样的期刊 名称，都可以视为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从属于政治的外在表征。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人治与法治问题”大讨论，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法的 本质属性”大讨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两场讨论，尽管影响不小，但 仍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在法理学界的一 种延伸。 年，中国的法理学界在长春市召开了一次理论研讨会之后，有学者 !## 提出“权利本位”，也有学者论证了“义务先定”。由此，法理学中的一系列基本范 畴开始引起广泛的重视，并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法学作品，比如张文显的《法哲 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谢晖的《法学范畴的矛盾辩思》（山 东人民出版社 ! 年）、张恒山的《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 年），等 等。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一些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 视角研究法律问题，也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在法律价 值、法律文化、立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制现代化、法治理论等领域，也出现了一 批有影响的成就。在千年之交，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走出政治话语， 开始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