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基本问题——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为中心研究.pdf

论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基本问题 论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基本问题 ——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为中心 阴建峰+ 王玉涛”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曾指出：“少年法之理论，与传统之刑事法理 论(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监狱法理论)，虽多距离，然对旧日之刑事法， 正有推陈出新之作用。刑事法之改正，将于少年法始肇其端。”“今后刑事法 改正之途径，均可于少年法之检讨，见其端倪。”①正是基于“刑事法之改 正，将于少年法始肇其端”之理念，并考虑到目前司法机关正致力于拟定统 一量刑指南以规范量刑活动，而刑法理论界也越来越热衷于对量刑规范化、 量刑基准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本文拟结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 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就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基本问题予以简要探讨。 一．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确立及其要求 儿童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最早由1959年(JL童权利宣言》确认为 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这一原则在若干国际公约和区 域性条约中又多次得到重申，如1979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1986年《关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和国际寄养和收养办 法的社会和法律原则宣言》，1987年《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等。1987 年，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执行委员会就难民儿童问题明确提出：“强调对 于涉及难民儿童利益的一切行动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和家庭统一原则 为指导。”这一原则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并且在解决有关儿童 问题时，被作为解释相关法律条文的依据。 1989年1 1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公约》的制定和颁行是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里程碑。《公约》第 3条第1款明确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 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 副秘书长。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①参见林纪东：《少年法概论)，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第15、45页。 刑法实践热点问题探索 《公约》确认最大利益原则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赋予了最大利益原则以 条约法的效力，可以对儿童权利的保护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为解决儿童保护 问题和与之相关的紧张与冲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说；另一方面，它确立了一 个重要理念，即涉及儿童的所有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 虑，而且把这种考虑宣布为儿童的一项权利。换言之，《公约》特别强调的 是把儿童作为个体权利主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家庭或群体的成员来加以保护。 正是在此意义上，儿童权利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JamesGrant) 把《公约》称作“儿童大宪章”。① 从《公约》的规定来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置无疑也应遵守儿童最 大利益原则。虽然在此情况下未成年人实施了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 但这并不能成为摒弃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理由。不过，由于儿童的“最大利 益”是一个具有一定含糊性的概念，“关于儿童问题的很多评论都指出，公 约的运行标准、‘最大利益’或‘福利’原则是不确定的、含糊的和随意的， 在很大程度上，对原则的运作依赖于决策者的价值体系”。 我们认为，不管“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之内涵如何界定，都不能否认它 是少年刑法领域最基本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对此，《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 称《北京规则》)第17条第1款(d)项规定：“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 其福祉看作主导因素。”该条的说明同时强调：“在成人案件和某些严重的少 年案件中，可能会认为罪有应得和惩罚性处分有些好处，但在少年案件中必 须一贯以维护少年的福祉和他们未来的前途为重。”这也为我们理解该原则 提供了标准。 我国已批准并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因而有义务也有必要在立法和 司法中全面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了切实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