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纪录的别样童年.docVIP

别样纪录的别样童年 　　2009年10月，我非常荣幸地通过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留守人口干预研究”项目组的筛选，得到了拍摄留守儿童纪录片的机会。从2009年4月开始进行构思，到2010年10月完成影片的拍摄和制作，并在2011年4月入围并受邀参加第七届半岛国际纪录片节，纪录片《泥娃娃》的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有太多想感谢的人，也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非常感谢《数码影像时代》杂志给我这样一个版块来聊聊与此相关的一些感想。 　　“简朴的日子，艰苦的环境，还有一种焦躁而无奈的情绪，它们构成一户农村留守儿童的全部生活。”这是2010年12月入围“2010全球华人纪录片互联网盛典”时的评语，短片还获该活动优秀纪录片个人奖，这也算是第一次在国内观众面前展播。尽管此前《泥娃娃》也曾入围联合国不同文化联盟组织的PLURAL+青年影像节决赛，但因其宣传媒体是国外某视频网站，无法在国内登陆，也就没有人看过。直到后来获得第五届首都大学生原创DV作品大赛二等奖，再到入围半岛国际纪录片节，每一次都给我很大的压力，也是对我未来创作的鞭策。 　　 　　关于流动与留守 　　 　　提到“流动”与“留守”，还得从2003年读过的一本书说起，当时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对我创作纪录片《泥娃娃》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为人：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生活品味报告》。这本书讲述了许多我未曾听过的故事，“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豪情壮志顿时激励了我。2006年暑假，我毅然来到上海某时装厂做起了临时工，与书中所说的“农民工”一起生活。上大学后，我一直在北京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现在这些学校或拆或迁，但与同学们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场景至今仍不断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每每节日还能够收到来自远方学生们的祝福，那种欣慰很难用言语表达。三年的时光里，我也拍摄过一些流动儿童的素材，憧憬着能够做出类似张以庆(《幼儿园》般的作品，却因砷种原因未能实现，倒是做的一份关于在校流动儿童和农村认知的调查还算满意，并得以发表。2008年学校留守人口项目组出了一套留守人口的研究成果，我系统地学习了留守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有幸看到了当时尚未付梓的农村留守儿童书信集原稿，正是这些经历激励着我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把他们的印迹通过影像留在这个时代记忆里。 　　很多朋友得知我拍摄过流动和留守方面的素材，都问我：他们生活苦吗?我总是无法准确地用表达，毕竟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的感受，唯一能够让我多说一点的是关于“影响”方面的话题。在走近他们前，我一直以为他们处在原始的落后的生活环境中，我可以用现代的生活方式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感化他们，但真正走近后，我被他们的淳朴感染了，那种简单让我陶醉，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般的感觉。这也是我后来在《泥娃娃》中采用平和叙事的缘由。或许只有那种简朴中又带有一些焦躁的氛围才足以表现我所认识的留守儿童，只有简单甚至机械但又有一丝期盼的风格才足以展现留守人口的生活全貌。正是带着这些思考，我才将留守人口的两部片子展现在公众面前。 　　 　　《泥娃娃》的“由来” 　　 　　《泥娃娃》的制作并不顺利。得知学校留守人口项目组计划拍摄一部留守儿童纪录片的消息，便与几个同学组建起团队，从拍什么到怎么拍都做了详细的规划。最初计划是赴河南固始县拍摄，源于我支教过一个叫“北京社会学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所学校里近70％的学生来自固始县，恰好那年城市改造，很多学生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拍摄地改为了四川青神县的一个山村，不过此前策划的很多内容还是对拍摄工作一样有帮助。 　　在拍摄和剪辑中我也遇到过许多问题。四川我先后去过两次，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了拍片子去的，那么第二次则是为了激发灵感去的。初次入川取景，无论饮食起居都需要在短期内适应，最为重要的是我要尽快将自己融入他们，而不仅仅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旁观。去时正巧赶上重阳节，那里有一种风俗叫做“吃九碗”。为了能够拍摄到所有老年人坐在马路边看演出、“吃九碗”的大全景，我找来竹梯爬上布满青苔的屋檐，竹梯与屋檐接触的地方不足两指宽，以至于我下来敬老人酒时手还一直哆嗦。从那以后村里人都认识我了――我就是那个爬上屋顶摄像的，我走进了他们，这对我后来顺利开展工作大有益处。 　　因为当地闷热，加上洗澡不方便，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霉味和汗味。记得当时住在留守儿童家时，住在她们父母的房间，第一夜我甚至没脱衣服就睡着了。发霉的被面上布满灰尘，屋子也好几处漏雨，窗玻璃都是碎的。这些都还能够在(《泥娃娃》中看到，还有一个场景在留守老人纪录片《那人那狗》中记录了下来，一只狗不吃八十岁老太太做的饭，不是因为它不饿，也不是想省给幼崽吃，而是因为饭菜坏了。当然，这些并非留守人口的全部生活，我纪录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体会。 　　从四川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