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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光里的春天 　　 我那颗在父亲大大的怀里的心决定: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我做错什么,都要勇于承认,敢于承担。 　　 　　一 　　 　　我的小学离家几个街区,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我都和父亲相邀在半路碰面,然后坐他的“二八凤凰”自行车――我的“专车”,一路絮语回家。 　　约摸一公里的路程,往往是他骑车到4/5处,而我走路到1/5处。有的时候,因为老师拖堂,或天气恶劣,或父亲工作繁忙,又或者我在回家路上蹲在路边玩小黄花或者弹子球忘了时间,等到我走到1/5处“接头点”时,往往并不见父亲的身影,我就一边继续前行,一边翘首张望。那种一直走到家也没有碰到的情况频发之后,父亲想了一个办法,约定在学校离家1/5处一根不起眼的电灯杆上做暗号。要是我先放学走过路口,就用粉笔在那根电灯杆上划一道线,表示已经走过路口,这样的话,父亲来接我之前,先要去那电灯杆瞅一眼。没有画一道粉笔线就去接,画了一道粉笔线就不用去接。 　　办法施行后,效果显著,省了跑冤枉路。1/5处那根电灯杆,也成了我和父亲的消息树,仿佛地下党秘密联络点,而联络暗号只有父亲和我能识别。我甚至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创造出了一旦画线的时候人多就用手遮着画,或者把手放在身后反画的技巧,以防被人注意到误解为是搞破坏,让父亲白跑一趟。后来,电话慢慢普及, BP机和手机进入生活,这种原始的短信再也派不上用场,但是,这种在错误与挫折里生发出来的智慧,让我和父亲的旧时光充满生趣。 　　 　　二 　　 　　7岁时我跟隔壁女孩打架,打不过人高马大的她,于是趁着夜黑风高把一个吃剩的梨核扔到她家水池。第二天早上,邻里议论纷纷,我也装作若无其事地在人群中看热闹。晚饭时,爸爸突然问我:“是不是你干的,捣蛋鬼?”我埋头吃饭,刘胡兰般坚决:“不是!”爸爸仿佛看出了什么,放下碗筷,一把将小小的我揽入怀中。我撅着嘴说:“是她先欺负我。”爸爸笑了,说:“咱们做诚实的孩子,好么?” 　　于是,我那颗在父亲大大的怀里的心决定: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我做错什么,都要勇于承认,敢于承担。 　　 　　三 　　 　　14岁那年,有一天,父亲发现家里的红木椅面上有一个钉子的印迹,便问是不是我捣乱钉的钉子。作为一个诚实的孩子,我矢口否认。父亲就去问母亲。母亲也说不知。于是,这颗盛怒的“皮球”瞬间被踢回到我这里。 　　我在“人证”、“物证”不足的情况下,被裁定有“罪”。我委屈得不得了,咬紧牙关跑到阳台上,泣不成声。就在那时,父亲的胶鞋闯入我的眼帘,我一把抓起来,在每一只上狠狠咬了一口。直到橡胶在含冤的牙齿里迸发出沉闷的裂声,我心里才生出小小的快感。 　　那夜下起了瓢泼大雨,仿佛我的心情,我在日记本上歪歪扭扭写了很多个“爸爸”,然后在那上面用红笔打叉。还是不解气,干脆自己写了“横批”:爸爸我恨你!力透纸背。 　　第二天,“战事”进入了单方面“冷战”阶段,我“气壮山河”地踩着齐踝深的水走路去上学,拒绝被送。到了放学时,还气呼呼的。正在这时,父亲顶着一头湿发,踩着单车来接我,还给我带来了一包水果和零食。他告诉我,早上我走后,他又勘查了一遍椅子,经过仔细辨认,发现那个钉印是前几天那个来修顶灯的工人的鞋印。那鞋印深深地被踩进去,看上去像极了捣蛋鬼的恶作剧。 　　我很不情愿地上了车,在他给我套上的雨披里听他吧唧吧唧踩着单车,这才意识到:原来他穿着被我咬破的已经被雨水浸透的胶鞋。 　　时隔一天,诚实的我迎来了“平反”的春天,那次以后,我们的“家庭法院”废止“法官独裁制”,民主的阳光普照。 　　 　　四 　　 　　我有一个小猪一样不知饥饱的胃,父亲每做了好吃的,我就会超量连他的那份也吃了,而他总是含笑看着我,怎么也看不够的样子。而一旦我吃不下,生性节约的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端起我的碗,吃得一干二净。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羡慕父亲有个神奇的伸缩自如的胃。 　　其实,12岁就丧父的父亲,是苦大的,苦惯了的他除了买书,不在身上消费一分钱。有一次他生病,刚出了院,为省五毛钱,他宁愿拖着病体从医院走七八站路回家。为此,我没少跟他理论。在我看来,我们的价值观存在着很大差异,我甚至跟他说那个中国老太太和外国老太太买房子的故事:中国老太太存了一辈子钱,到死也没住上大房子;而外国老太太住了一辈子大房子,到死刚好把房贷还清,不吃亏。 　　 假如说我上大学之前父亲省钱是为了供我上大学的话,大学毕业后的我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还是不能活得潇洒一点,他究竟还在顾虑什么? 　　 　　五 　　 　　大学毕业后的2001年,我心血来潮想出国读研。英语和专业成绩都顺利过关,高额的费用却成了一个障碍。仅仅工作两年的我基本属于“月光族“,积蓄寥寥无几。 　　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却不知所措。那天晚上,爸爸从书房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