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官窑的艺术家.docVIP

没落官窑的艺术家 　　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为供应宫廷所需瓷器而设的机构，明洪武年间始设于江西景德镇。明代一般由宦官充任督陶官，清初由工部、内务府派员，或由江西巡抚主管。乾隆以后，以榷九江关使管理，并以饶州同知、景德镇巡检司监造督运，遂成定制，所产瓷器称“官窑器”。在同治以前，御窑厂画师的作品几乎全部是程式化的作品，瓷器上除了皇帝的年号款外，作者资料微乎其微。1866午，同治御窑厂重建后，一些御窑厂画师开始独立创作作品，诗、书、画、印齐全的墨彩、浅绛彩作品开始出现，一股清新之气随之吹进了彩瓷行业。但御窑厂画师有多少，都姓甚名谁，由于资料的匮乏，至今没有一份权威的定论。2002年，赵荣华先生在《御窑画师与浅绛彩》一文中列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名单。但这个名单出炉以来，争议一直不断。王少维、金品卿为同、光御窑两支笔，在浅绛研究界已成共识。但是否有其他御窑厂画师画过浅绛，则众说纷纭。有研究者认为，是同、光年间御窑厂画师催生了浅绛彩瓷，并有一批御窑画师在为皇家创作之余从事浅绛创作。也有研究者坚定地称除“金、王”之外，没有其他御窑厂画师画过浅绛，所谓的御窑厂画师只是捕风捉影之说。近三年来，本人查阅了部分资料，并对陆续面世的一些浅绛彩瓷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现对有关同光御窑厂和御窑厂画师的资料整理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文献记载。关于同、光御窑厂的记载，目前公开的文献较少。从现有的历史文献看，同治御窑厂恢复后，状况很是不好。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有一份陶务奏折，从这份奏折看，在同治末年，御窑厂在人力、物力方面都非常匮乏。最近，有研究者发现，当时同治御窑厂重建时从徽州招募了一批画匠，而徽州在明代有一批被贬的官员还家时带回了大量的名人字画，这批画匠中很多人都直接临摹过这些字画，深得中国画的精髓。所以，同、光御窑厂画师中有一部分是受过传统中国书画熏陶的，这些人初始画瓷时可能生疏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其深厚的绘画功底便在瓷器上崭露头角了。从刘坤一的奏折中，我们虽看不到御窑厂画师的名字，但从每年烧造瓷器的数量看，御窑厂理论上应拥有大批的画师，起码以百名计，只是分工不同。 　　 　　 　　二、实物发现。近几年，随着浅绛彩瓷收藏的不断升温，国内一批沉淀的浅绛彩瓷精品纷纷浮出水面，同时，也有部分精品从海外回流，为浅绛彩瓷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过去我们说谁是御窑厂画师，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作品上“作于珠山厂、珠山官廨、珠山官舍、珠山公舍”等落款推断的，今天我们从某些器物上的落款中和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更加丰富。先说一下金、王、程三大家。 　　金品卿，《黟县志》《景德镇陶瓷史稿》《黄山画人录》都明确记载其在景德镇御窑厂绘瓷，刘新园先生在调查时也得出了品卿、少维为御厂两支笔的结论，其多件作品署款作于珠山官廨，而且有“大清光绪年制”官窑款作品存世，金品卿御窑厂画师的身份已无可置疑。王少维的身份也是没有争议的，这里着重说一下他的籍贯。所有资料都记载王少维是安徽泾县人，但“吴门少维”、“吴人王少维”、“三吴王少维”的落款曾引起人们许多猜想，怀疑泾县说是否正确。在编辑《浅绛百家》的过程中，笔者找到一份泾县厚岸老街的解说词，茅塞顿开。解说词中明确写明清末老街出过御窑厂著名画师王廷佐，另外又从一份权威学报上一篇关于吴语的研究论文中得知，泾县厚岸方言属吴语中的石泾小片，所以，王少维笔下的吴门、吴人这些字眼确实代表了他的籍贯，是从他的母语而来的。 　　再说一下程门。《黟县志》《寒松阁谈艺琐录》都明确记载程门在景德镇绘瓷，名动一时，但均未记载程门供职于御窑厂，说程门是御窑厂画师都是根据其作品的落款推断的。程门很多作品都落有“珠山官廨”的字样，但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珠山官廨”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在同、光年间到底包括哪些地方现在也确实不好定论。最近，随着一些实物的面世，关于程门的身份有些柳暗花明的感觉。2007年，湖南临武发现了一个程门绘画唐基桐题款的象耳尊，被安徽蚌埠的收藏爱好者收入囊中，这个尊瓶竟是光绪四年唐基桐赠送江西巡抚刘秉璋之物。刘秉璋(1826―1905年)，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同治年间曾授江苏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未到任)、江西布政使等职。光绪元年(1875年)任江西巡抚，光绪四年(1878年)以乞终养老母辞职回家农桑。而唐基桐是同治年间庐州知府唐景皋之子，其本人后来亦做到光绪御窑厂督捕。因唐、刘两家存有姻亲关系，所以唐基桐称刘秉璋姻伯，自己谦称姻愚侄。无独有偶，河北藏家也收集到一只程门绘画唐基桐题款的琮式瓶，也是唐基桐赠送刘秉璋之物，且烧造年代相同，应是同时定烧的两件器物。从两家显赫的地位和唐基桐的身份看，这两件东西不太可能去找民窑烧造。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程门当时名气很大，唐基桐邀程门到御窑厂绘制瓷画，二是程门本身在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