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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传承符码 　　● 　　 　　是“纪实摄影”的深入,促发“民俗摄影”之涌起?还是“民俗摄影”的波及,展现“纪实摄影”之潜力? 　　以我之见,所谓“新时期摄影”的观念进展,与其说是还摄影于真实,莫如实为还摄影于世俗。简言之,“新时期摄影”的还俗实践,才是中国当代摄影具有史的演进意义之实质。 　　由此而言,被媒体突显的所谓“新时期摄影”之主流影象,可能未及超越多少意识形态的传统格局,有些只是宣传立场的对立转移。事实表明,往往是一些属于非主流文化的隐性表现,更能代表摄影史意义的实质进度。因而,“新时期摄影”在反映“社会真实”和“平民化”的表现,实质是在触及映照民间的世俗生活现象,从而渐次返还摄影纪录的本性基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时期秉持理想主义超现实的意识形态化,造成摄影为政治服务的主流之势,使摄影观照世俗生活的倾向难以伸展。 　　新时期”的摄影理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极端的政治化摄影模式,做出大量针锋相对的批判。代表观点诸如:以摆拍的导演手法粉饰现实、以弄虚作假手法歪曲现实等等,统归视之为“不真实的摄影”,从而反弹出“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异军突起盛况。 　　然而理论层面的摄影真实,其实是个难决的大问题。尤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真实与否牵系于立场观点。所以,两相争论,仍属未决命题。“新时期纪实摄影”表现中,所对社会民俗层面的摄影观照,则在实质上与以往时期刻意突出政治的摄影模式,真正拉开了观念距离直至背道而驰。 　　我在本文中所言的“民俗”概念,尤指中国社会的民间世俗事物,并非特指少数民族风俗事物。因此,我本可以启用“世俗摄影”这个名词来做阐述。不过,鉴于当前摄影理论新名词已有泛滥成灾之势,故没必要再节外生枝。运用已有的概念名词,我自信尚能将此话题阐明。 　　 　　● 　　 　　阿城《闲话闲说》言道:“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旧’,我问过几个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记不清是四样什么旧,我倒记得,是‘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旧文化’。这四样没有一样不与世俗生活有关。” 　　众所周知,被摄影拍照下来的影像,已是在时间上属于过去的事物。何况,民俗摄影无疑意指为拍“四旧”,即所谓的“土老破旧”。如此一来,则民俗摄影是什么,反而足以简明廓清了。 　　如果同意民俗摄影就是拍照与民间世俗生活有关的“四旧”事物与现象,那么以“破四旧”的观念所谓“立四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社会“新生事物”的新现实与理想化的超现实吧。凡将“四旧”与“四新”汇总起来的拍照影像,我认为可以统称为“纪实摄影”。 　　如此定义“纪实摄影”,有人会说这般“混淆两类不同性质事物”的大杂烩“纪实摄影”,不能代表时代,也反映不出时代性。我则认为“时代”是观念,而“历史”则是事实。我还认为,纪实摄影未必一定要反映时代,却务必要观照历史。时代在历史之下,如果“四新”代表时代,则“四旧”加“四新”就等于历史。于重视拍摄“四旧”的同时,也不忽视拍摄“四新”,这样的“纪实摄影”观念,或许就是所谓的“历史感”吧。 　　 　　● 　　 　　以过年为例,举两个给我印象深刻的民俗现象。 　　1970年春节,我在北国风光的松辽平原一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农村度过。大年初一,从一个叫刘家屯一队的村落,徒步跋涉白茫茫大地,去几十里地以外的三合公社。公社所在地也不过是个村落,只是设有公社机构和供销社,并无文化部门。那天在公社最热闹的供销社院子里,见到一伙农民自发地扭秧歌活动。东北二人转浪不溜丢小喇叭的吹奏声里,黑棉袄黑棉裤的关东乡民们,当腰围上大红花被面,有人头戴旧式礼帽和老式墨镜,自奏自扭地在院落空地间兜来绕去。这般不伦不类的打扮与放浪自得的动作,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最为肃杀的年头,实在令我为之一惊一楞。奇的是乡民们的表情也无喜乐也无愁绪,似乎沉默于自娱的舒缓状态。 　　我呆呆地观望如此民俗场面,把这样行为与当时的革命氛围相挂连,心想这要是叫政工干部见到,岂不要狠遭批判。也许正因为那是处在社会基层的农民群众,即使惩治也罚不出个什么了。他们才那般不管不顾,在穷乡僻壤,发泄了一场逢年过节应当展现的传统民俗仪式。当时我认为如此粗陋的秧歌没啥意思,远比不上以前在城里过年见到的又踩高跷又跑旱船的秧歌表演。只是许多年过去,我才意识到那是一场纯粹自发的民俗活动,尤其在“破四旧”的革命年景,更是不无风险。而我以往在城市所见的节庆表演,皆是有组织策划的非自发节目,已经很难算是纯粹的民俗文化。如果没有亲眼目睹那场乡间的简陋春节秧歌,今生我便只能将城市经历的节日组织表演,当做是民间的风俗现象,难免不是个永生的文化误会。 　　1990年的一个春节,我在美国洛杉矶唐人街,观赏由华洋人士共襄的庆贺游行。压轴节目是舞龙,一条蜿蜒扭动的金闪闪的长龙,在一处喧天锣鼓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