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求精舍金禧纪念展.docVIP

敏求精舍金禧纪念展 　　保存、研究及收藏艺术文物的活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于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已重视收藏活动。青铜器上出现“子子孙孙永保之”等铭文，寄托了盼望文物能够永久流传下去的心愿。汉代开始重视对画作的保存，武帝(公元前140―前88在位)设“秘阁”，搜集天下法书名画；士大夫亦保存私藏，收集书家手迹。宋代更成为收藏和文物研究的高峰，宫廷收藏逾万，特设有建筑物存放藏品。宋徽宗(1101―1119在位)命文臣将宫内收藏编辑为《宣和书谱》(二十卷)、《宣和画谱》(二十卷)、《宣和博古图》(三十卷)等书籍，成为日后研究的重要资料。后来无论因皇帝赏赐、群臣谋私剽掠，或多次战乱，藏品流散。其中不少珍品落在士大夫、收藏家手里，他们当中不少精于鉴藏，竭力求取古物，同时推动了藏品研究的发展，并开拓金石研究与古代文献结合考订之学风，提升收藏水平，使历代文 　　 　　物收藏研究从没间断。 　　 　　明代皇帝宣德(1426―1435在位)、万历(1573―1620在位)重视文物收藏，而明朝著名私人藏家项元汴亦精于鉴赏，他的“天籁阁”中收藏有书画、金石、瓷器等，其储藏富甲海内，冠绝古人。清代时无论是收藏或对藏品的研究均有重要的发展。帝王落力搜寻多不胜数的珍品，集大成收藏于内府。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乾隆(1736--1795在位)三位为清代最重要收藏家。而乾隆皇帝尤为热衷收藏，他把不同种类的艺术品典范都收藏入宫内，扩大且广泛收藏文物精品。乾隆亦将收藏编录成册，下令编著《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及《天禄琳琅书目》等。民间收藏风气同时兴盛，无论是贵族、官员以及殷商巨贾均以收藏古物为时尚。乾嘉朴学的兴起使金石考据研究、赏鉴文物的潮流盛行，熏陶了不少成就卓越的收藏家、文物鉴赏者、研究者，其中更有的编写了难得的文物著作流传于世。如经商的收藏家安歧声名显赫，搜罗丰富的古籍、书画，为博古好雅之士，著有《墨缘汇观》；而吴荣光从学于阮元，雅好书画文物，编有《筠清馆金石录》。道光年间(1821―1850)广东知名的书画鉴藏家潘正炜更是敏求精舍会员的祖辈，其“听帆楼”收藏丰富，著有《听帆楼书画记》等，又刻有《听帆楼集帖》，搜集了魏晋至明代名人遗迹八十七家。另外，世居广州高第街的著名书香世家许氏家族，亦为现任敏求会员诵先芬室的先祖，其家族嗜藏书画古物，典藏良多。 　　由此可见，历代的文物收藏者，透过收集、保存，整理，鉴赏及研究，不但使文物得以妥善保存至今，让现代人可以目睹古物、立体地了解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文明的发展，同时亦使文化得以承传拓展。 　　时至20世纪的香港，亦出现了一群志同道合、热心致力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收藏家，他们组成的敏求精舍，自1960年成立至今已半个世纪。精舍对文物鉴赏、保存、弘扬中国文化艺术菁华的心志多年如一，历年来没有间断地定期举办鉴赏、学术研讨交流及讲座等活动。会员以严谨积极的态度详考真赝，传承收藏之德。他们在社会上默默耕耘，对海内外的文博事业与文物鉴赏推广发展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精舍的成就与贡献实为社会公认肯定，其收藏更享誉国际。如天民楼所藏的元代青花(图1)；九如堂所藏的高古陶瓷(图2)；竹月堂所藏的单色釉瓷器(图3)；熙墀藏品中的古代玉器(图4)；攻玉山房藏的明式家具(图5)；李景勋先生所藏的玻璃器皿(图6)；诵先芬室所藏的鼻烟壶(图7)；长青馆藏中国书画及明清雅致的瓷器(图8)；黄仲方先生所藏的古代书画(图9)；瞻缘堂所藏的朱屺瞻画作(图10)及沐文堂所藏的金器(图11)、竹刻、螺钿漆器等，均是植根于香港，世界级举足轻重的收藏。 　　香港艺术馆于1966年首次与敏求精舍携手合办展览，当时于座落在中环香港大会堂的香港博物美术馆(香港艺术馆的前身)举行。此后艺术馆与精舍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有如其他经常与本馆合作的艺术团体伙伴般，并肩推广文化艺术及教育。历年合力筹办的展览包括：“中国明代书画陶瓷展”、“中国陶瓷雅集”、“中国文物集珍――敏求精舍银禧纪念展览”、“清朝瑰宝”、“千祥云集――敏求精舍四十五周年纪念展”等。 　　敏求精舍会员除了乐于借出其珍藏予展览外，更有抱着化私为公的精神，将其心血收藏慷慨地回馈社会，捐予世界各地的文博机构，以促进中国艺术的研究及发展，艺术馆亦同样受惠于此。历年来惠赠文物予博物馆的敏求精舍会员不胜枚举，其中罗桂祥博士及徐展堂博士多次极具代表性的捐赠，为人津津乐道。 　　罗桂祥博士于1981年和1994年两次捐赠藏品(图12)，包括六百件茶具、二十五件历代重要陶瓷器及六百多方大小名家印章，成为了今日香港艺术馆的分馆一一茶具文物馆及罗桂祥茶艺馆的重要馆藏，使之成为国际上第一所以茶具为主题的特色博物馆，以推动中国的茗茶文化发展及研究。另徐展堂博士亦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