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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文化探究　　殡葬之发展原因 　　一、满足社会心理的需求。 　　殡葬是人类自我意识达到高度清晰的产物，因而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原始人对弃尸已经看不下去，心中不忍。于是产生了殡葬。到文明社会，丧礼发展起来，乃至变得越来越繁琐。比如，一位老人忙了一辈子，死后若不给一个“象样的”丧礼，不受到“郑重的”对待，人们总会觉得对不起死者，会认为后人不孝、死者一辈子不值等。即使是现代，如果丧事太草率，人们仍会觉得人生不完整、不值。同时，重要人物的丧礼要格外的隆重，如为帝王筑陵墓。如果将大人物的丧事办得和小人物无差别，人们也会觉得太不应该。社会心理需求当然是对生者而言的。因为死者已无知觉了，殡葬活动是生者筹办的、办给生者看的，这无异于给生者开了一张预期支票，告诉他们人生都会有一个如此完整的结局，不会有始无终。 　　我们应当认识到，心理需求也是一类社会需求，它就像吃饭、睡觉一类物质性需求一样的真实。只要它们不妨碍社会，就应当予以满足，所谓人情所好，圣人不禁。这里说的人情即是人们的心理需求，也是人性的需求。 　　二、保护自然环境的需要。 　　弃尸于自然，任其腐烂，还会破坏自然环境，极易引发疾疫流行。所以殡葬从一开始就同时具有保护自然环境以利于生者的生存的社会目的。统一安排公共墓地，一直是中国殡葬的一个好传统。早在原始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距今5000-7000年）的墓葬就留下了这样的证据，如西安半坡的氏族公共墓地就统一安置在居住区的北面。我们地处北半球，一年中多刮温暖的南风，墓区置于北边，显然有利于居住区的卫生。《礼记·檀弓下》：葬于北方，北首（头朝北方），三代之达礼也。三代，指夏、商、周；达礼，通行之礼制。孙星衍注释为古者葬于国北。中国历代有义冢，为官府出资购地或择无主荒地埋葬无名尸体的墓地。义冢意在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瘟疫流行。历代对水葬都予以禁止，明、清还将禁水葬列入法律之中，以保护水源。历代墓地均用贫瘠之地或山地，不得占用良田沃土。古今中外各民族对殡葬用地大都有类似的规定，耕地、水源等都是生者不可缺少的生存资源，人们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只有一个地球。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推行火葬、改革土葬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改革土葬的内容如倡导公墓、深埋、不留坟堆等），其根本原因仍在于保护自然环境，诸如耕地、森林、水源等。清末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由于战乱频仍，到1959年统计人口时为6亿5千万；1996年已突破12亿大关，并且以每年净增1600万的速度增长。密集的人口，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对保护自然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情形导致了中国的殡葬改革。 　　三、社会联系的需要。? 　　殡葬及祭祖活动中深深地包含着一种社会联系，既有横向的（同代人之间非良性心理因素，重建对于生活的信心。否则丧家会产生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对生活失去信心。通过清明、七月十五、冬至等节日的祭祖，同血缘者在对先祖追念的认同下聚集起来，亲情得以强化。这些横向的人际联系和纵向的人际联系都是社会内聚力的重要纽带。）、也有纵向的（上下代之间）。如人们在殡葬活动中的互相帮助。一家有丧，亲朋戚友前来襄帮丧事，劝慰生者，这有助于帮助丧家克服因死亡事件而造成的恐惧、失望、孤独、软弱性等。 　　四、社会教化的需要。 　　殡葬活动中包含着对人的教化。例如，中国人将治丧提高到孝道的高度，孝道盈天，形成了孝道的殡葬文化。基督教通过治丧提升对上帝的感情，将死亡理解为回到主的怀抱、与主同在等，由此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对死亡的恐惧。当然，必须是善人才能享受到回到主的怀抱的待遇，若恶人死后可能还要受到天国的惩罚。佛教则有十八层地狱的惩罚对付那些生前作恶多端者。这些都是古代殡葬文化对人的教化方式。历代国家都有意识地鼓吹对本社会有利的殡葬文化，以此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引向国家希望的方向，助进社会的一致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殡葬同时又具有道德教化之意义。? 　　现代，欧美一些国家还将殡仪馆（以及产房）作为对青少年进行人生教育的场所，带学生到殡仪馆去参观，并鼓励学生亲手接触尸休，说是以此教导人们更加爱惜、善待生命。 　　历史上存在的两种殡葬文化观点 　　从历史上看，在一些落后的殡葬习俗方面就存在着斗争，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政治家就提出了殡葬节丧、丧事从简的主张，象先秦的思想家墨子就严厉抨击厚葬久丧是“綴民之事，庸民之则”，提出“薄葬节财”。我国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是提倡死者“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执丧二日”，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批评厚葬，“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络”，认为“薄葬省用”，提出“可一薄葬矣”。曹操担任济南相时明令“不准厚葬”。明朝李贽一向主张“俭葬”。洪秀全主张“删鬼神祭礼之类”，提倡“婚丧事，总要用只有节，一切旧式歪理尽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