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doc

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 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与扩张举世瞩目,对于英语霸权问题多领域的研究,展示了英语霸权在复杂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的庞杂性,也反映了确立一个相对有效的、全面的研究视角,以便对英语霸权的本质及其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基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采用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对英语霸权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路径,可有效避免语言学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性,能够对英语霸权给予更精准的界定,并对其历史演变历程中霸权的演变形式与本质给予更清楚的认识;此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应愈加重视民族语言发展与全球性英语霸权的协调关系。 　　 　　国际关系视角下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 　　 考察国内外对于英语霸权问题的相关研究现状,首先便会发现,对于“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及其对英语霸权问题的研究,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清晰、明确。 　　在语言学领域。虽然对英语霸权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英语在全球语境使用中语言本身的演变,但其中不乏有从不同角度、侧面对英语霸权的历史性与社会性进行研究,但却大多没有使用“英语霸权”这一概念。唯一直接使用“语言霸权”概念,并进行专著性论述的是挪威语言学学者罗伯特·菲利普森的《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本书对英语的全球扩张现象从一开始便确立了英语——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的基本观点,并通过分析英语在英美霸权扩张过程中的语言政策及英语教学等活动,对其扩张的霸权本质进行结构性剖析。本书所使用的“语言霸权”概念英语为“Linguistic Imperial-1sm”,更准确的汉语翻译为“语言帝国主义”,而含义更接近汉语的“霸道”之意,作者在书中集中批判的也正是英语的“霸道”性。在语言学领域,除了上述直接针对英语霸权问题的研究外,还有大量关于语言社会性问题的研究。 　　在非语言学领域,“英语霸权”概念的提出源于“文化霸权”概念与理论。首先使用“cultural hegemony”概念,并对其进行理论建构的是意大利文艺理论家葛兰西。葛兰西关于语言变迁的研究,构成了他理解文化霸权的基础。在葛兰西的定义中,“霸权”含义更接近于“领导权”。此外,席勒使用和诠释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falism)概念,并将其研究构建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之上。20世纪末,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使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取向逐渐成为热点。文化霸权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在国际关系视角中,“文化霸权一般具体指各类语言霸权、信息霸权、媒体霸权和制度霸权。”尽管语言霸权成为国际关系视角中文化霸权的形式之一,但是在国际关系学著作中,很难看到有关语言方面的专门性讨论,汉得森在他的《国际关系》一书中,单列了一节“英语作为全球语言”来讨论英语问题,已经算是着墨较多的。 　　基于前期研究成果,本文中将对“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及其研究建立在国际关系学的视角之下: 　　首先,语言的霸权性源自语言的社会性,而语言的社会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历史语言学的两个主要奠基人拉斯克和格里姆都指出了语言的社会性质。格里姆指出:“语言就是历史,不是指文献,而是指语言本身包含着社会内容。”后来,新法兰西学派代表人物和语言学家博厄斯和萨丕尔都再三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到了20世纪中期,斯大林沿用了这种思想。肯定语言的社会性是确定语言霸权性由来的基础。 　　其次,语言的历史往往同各民族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然而,语言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身份认同标志也是在近现代伴随英法美等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才得到空前强化的。英美霸权是近现代以来逐步发展、强盛起来的两个民族国家霸权,因而英语霸权从兴起之日起到目前为止,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语言霸权性。 　　第三,语言作为传承文化的工具,其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涵盖、彼此互动的: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语言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特殊关系。使得英语霸权成为英美文化霸权的重要形式之一。 　第四,汉语中的“霸权”本义似乎与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说的“霸道”(与“王道”相对)更接近;然而,当代形式的霸权正如王逸舟所总结的那样:“霸道与王道的杂合,是当今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重要特征。”因而本文中“霸权”含义界定包含“王道”与“霸道”双重含义;而本文中“英语霸权”概念中的“霸权”也是双重含义的结合:“王道”表现为英语依仗英美国家超强实力建立起来的领导权,在世界倡导、推行其制度、原则、价值观的同时,将英语语言推行到世界各地;“霸道”表现为英美对语言推广与其他制度、价值观等的推广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