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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金石考订的学术思想 　　翁方纲见闻广博，经艺文章，他把古代金石碑版文字作为重要依据进行考订，加之临池不辍，于乾嘉两朝中有别于诸位学者，推动并促进碑学运动的兴盛和发展，于中国书法碑学理论的研究，别树一帜，堪为翰苑隽才。其流传至今的《两汉金石记》即以收集研究旧拓、精拓，对书家的择善取法，包括临池影响金石考据之学说，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生对碑版碣石之勘考，不务空谈，精心绩学，宗法程朱。综合翁方纲先生对于金石考订的治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忠于义理、博证详稽和追崇求实。 　　 　　一、忠于义理 　　翁方纲认为凡考订之学必求根据，兼综汉、宋之说，坚决反对门户所见，强调考据、考证要以义理为归。后来学者大量收藏、鉴赏碑碣刻石，多延续先生之特色。或得其识语者，视为立言不朽，金科玉律，影响深远。晚年穷困窘态中，孜孜不倦，追崇求实，从无间然。故别于动辄就拿碑刻文字去推广、附会，或贸然信口雌黄的同代所谓的金石考订学者。例如：常与挚友钱氏共论唐文宗年号大和是“大”字，是大小之大，史料中皆误为“太和”，这种情况就得以石刻来证史料。涉及到岁月、职官、名氏文字记载的史料，都不得执一家之言以遽断。有的学者对金石考订持一种随便的态度，不知“艺与道是相通的”，有的在勘研碑帖时，先看是否与史料记载相同，然后就力表石刻文字以贬斥史传，避居论书之名，口出狂言，欺人耳目。先生则认为：“划道与艺而二之，吾不敢也。有训诂之考订，有辨难之考订，有校雠之考订，有赏鉴之考订。古之立言者，欲明义理而已，不知后人之有考订也。古之为传注者，欲明义理而已，不知后之人有考订也。”并举例东汉时淹洽诸经的郑康成，他知道后人会考订他的文字著作，便博览群书，并把诸条目逐一备之，所依据的音训出自哪里也都详细说明，翁方纲对他这种严谨的学术行为给与了肯定。 　　 　　二、博证详稽 　　在阐述考据考证的同时“以衷于义理为主”这个基本观点时，翁方纲反复主张“考订之学”要多闻、阙疑、慎言等六字箴言，坚决反对嗜博、嗜琐、嗜异、矜己等个人意识行为。他曾这样表明：“盖尝反复推究上下古今考订家之所以然，具于此三言矣：‘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于是矣’。”可见，先生严谨治学，以学术为重心，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在鉴赏、考订《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时，先生认为“?[欷”欷字洪释所阙，今以精拓本审视是“欷”字。“遂不?w寤”的“不”字亦洪所阙今补。“考积幽穸”下洪阙三字，今谛视石本，上二字是‘丧至’。此下又阙四字，其第二字下半从‘日’犹仿佛可见。再如“明王设位”，“王”洪氏做“主”，是碑“主”字系上作横画，今无，是“王”字为宜。这就是先生用自己亲自目睹到的精拓本对洪氏关于此碑中阙失、模糊字的辨析，可以说是严守考据之法。决非人云亦云，甚而独持己见，不与人同。与他老眼摩挲、玩味碑帖，临砚池头之积累中所定当辨析刻石文字的。其中也有与其他牌本不同的是：譬如“恩弥□兮”的“弥”字下一字，《两汉金石记》之书中阙，参见艺苑真赏社印宋拓本有“盛”字；又“□石勒铭”，“石”上一字《两汉金石记》阙，今谛审拓本是“刊”字；“敦海岱”的“岱”字，《两汉金石记》作“外”，今谛审拓本为“岱”字。后来研究金石学的专家和先生一样，并不迷信一家一派一言，同样遵循他的“三多”原则。在对《景君铭》碑文的辨异中仍有多处可以看出研究金石学必须是要保持客观、理性、公平的态度。 　　先生于汉碑刻石的辩难考订中，最能表现的是“利弊洞若观火、谈言微中、殊有存见”的理性观念根深蒂固，以及执著顽强的治学方法，令人铭心。对《华山碑》的考辨做了仔细的分析、归类，后又附以考文。其中之辩难、鉴赏、考订尤为精辟，《华山碑》原石有唐、宋及元人等题记，几无隙地。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阮元《商丘本跋》云：“海内《华山碑》三本，商丘本最早，故字全。四明本次之，山史本又次之，皆缺百字矣”。由此而知，嘉靖以前该碑仅存三本为实（商丘宋荦获此碑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期间）。翁方纲在长垣本云“摹山史所藏《华山碑》后之二十年，始得见商丘藏本，既喜拙诗为订墨缘，且以洪氏原本审核，一字不差。虽漫堂自题云阙十字，然寿门钩摹时，尚未精审，其实竟谓是完足无阙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阙，固不必言，即天一阁本宋元丰题，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最在前也。”乾隆甲午冬月，先生得见王无异（字宏撰，号山史）所谓阙一百五字藏本，于此之后他反复见到《华山碑》之双钩本，或家藏本，或者从颜氏家传金寿门双钩商丘家藏本，与王宏撰所阙之字皆有，第四次便是从好友朱竹??处借来细校力摹成册。“既而以商丘诗核之，则所谓宋拓仅阙十字者，盖即此本也（翁跋“华阴东郭王朱裱册剪本”语）。如第三行首“岁”字，八行末“门”字，十行“持节祀焉”的“节”字，末行“杜迁石”三字，“遣书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