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张家堡汉墓群发掘获重大收获.docVIP

西安张家堡汉墓群发掘获重大收获 　　近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配合西安市行政中心北迁项目，在张家堡广场东侧发掘清理了440余座汉代墓葬，出土陶、铜、铁、铅、玉石、骨等各类文物近3000件。这批墓葬以小型汉墓为主，其中有3座中型墓葬，规格较高，出土器物丰富。其中甚至发现有王侯丧葬才可使用的玉衣(残片)，出土了追随周代礼制随葬的九鼎，且体量较大、组合完整。这些器物在西安地区都极为少见，足以显见其墓主生前是身份地位高贵特殊、非同一般的贵族人物。 　　 　　墓地的形成年代及性质 　　 　　据市考古所副所长程林泉等介绍，这批墓葬位于汉长安城东侧，距离长安城仅2500米，墓主生前应为长安城内的居民。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长方形竖穴墓道砖室墓，尚未见东汉时期流行的多室墓。从出土器物来看，均为西汉时期墓葬常见器物，陶器以红彩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器类以鼎、盒、壶、仓、奁、灶等为主，不见东汉时期新出现的井、案、盘、耳杯、猪、狗、鸡等模型明器。墓葬年代以西汉中、晚期为主，少量为西汉早期和新莽时期，可知该墓地是从西汉早期开始埋葬，新莽以后不再使用。 　　 　　三座中型墓葬的年代 　　 　　编号为M110、M114、M115的3座墓葬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出土物丰富。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其中两座墓墓室积沙，两座墓墓道有耳室。积沙墓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基本不见，主要为防盗所设。长斜坡墓道带耳室的竖穴土圹单室墓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西汉时期继续沿用，东汉时期趋于消失。从出土器物来看，M110和M114均出土大体量的黄釉陶器，这种陶器在西安地区汉代墓葬中的出现稍早于绿釉陶器，流行时间较短暂，主要盛行于西汉中晚期，新莽以后不见。M110出土钱币均为五铢钱，M114出土一枚大五铢和两枚小五铢，小五铢钱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综合其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铜钱的特点，这两座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M115墓葬形制与M114基本相同，所出陶器有绿釉小陶鼎和侈口短束颈矮圈足小陶罐。出土的小陶鼎形制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陶鼎相同，出土的小陶罐也多见于西安地区新莽时期的墓葬中。尤为珍贵的是，在盗掘严重的墓室内残留一枚“大泉五十”铜钱。“大泉五十”铜钱是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制所始铸，终止于地皇元年(公元20年)，具有明确的年代指示作用。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判断M115的年代应为新莽时期。 　　 　　墓主身份地位高贵特殊 　　 　　程林泉等专家介绍，M115上有封土，墓道宽1.45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土圹残长10.6米，宽4.8米，砖室长7米，墓道和墓室土圹均有台阶，出土器物多达200余件，其中包括5件大型铜鼎和4件大型釉陶鼎，非一般墓葬所能相比。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M115的墓主追随周代礼制，使用九鼎随葬，凸现出墓主特殊的身份地位。另外根据之前发现的基本确定为列侯的墓葬，如西安沙坡新安砖厂利成积炭墓、长安邮电学院列侯墓等，墓葬形制均为“甲”字形，其规格都较M115大。从九鼎的数量和墓葬规模综合分析，M115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也有可能高至列侯。M114墓葬形制大小与M115相近，出土的黄釉陶器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数量多、体量大，制作也十分规整精良，墓主应当具有一定级别，根据墓葬形制规模推测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 　　M110墓葬规模较M114和M115略小，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釉陶器大小与M114相同，另外该墓还出土有较多精美玉器和玉衣片。根据《后汉书》记载，皇帝、诸侯、列侯、贵人、公主等皆可使用玉衣，目前出土玉衣的墓葬级别多高达王、侯一级。从M110墓葬规模和棺椁数量推测，墓主的身份地位应接近M114和M115的墓主，使用玉衣可能是因其有特殊贡献而被赐用。 　　 　　追循礼制的铜鼎和奇特的铜蒸馏器 　　 　　M115出土的5件铜鼎，大小基本相同，器形宏伟，口沿下装饰比较疏朗的窃曲纹，通高44.5厘米，重约20.5千克。4件大釉陶鼎，形制、纹饰与铜鼎相同，通高40厘米，重约9千克。5件铜鼎是西汉晚期铜鼎的形制，但装饰的窃曲纹则是仿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纹饰。西汉中期至晚期不流行随葬铜器，即使出土有铜器也多为实用器，器形较小、器壁很薄。此次出土的铜鼎从制作、保存现状和装饰纹饰来看，并非实用器，应是用于享祀的青铜重器。 　　M115出土的铜蒸馏器为一件实用器，通高36厘米，由筒形器、铜钱和豆形盖组成，造型复杂而奇特。其中筒形器底部有一米格形箅，底边有一小管状流，铜?三蹄形足，口沿有流，豆形器盖上部呈盘形，直径与筒形器口径大小相同，柄部分为两段，相合处为榫卯结构，之间以铆钉相连，可相对自由活动。此器出土时放置有序，铜钹置于筒形器内，豆形盖置于铜?之上，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