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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电影浏览 　　二十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表现主义为特征的德国电影经历了第一次繁荣：弗里德里希-威廉#8226;穆尔瑙及其电影《诺斯费拉图――恐怖交响曲》（1920年）或者《浮士德》（1926年）；弗里茨#8226;朗的电影《疲倦的死亡》（1920年）、《尼伯龙根人》（1924年）、《大都会》（1927年）和《马布斯博士的遗嘱》（1932年）；约瑟夫#8226;冯#8226;施特恩贝格的《蓝色天使》（1930年），这部电影使玛蕾娜#8226;迪特里希成为国际明星；其他导演例如格奥尔格-威廉#8226;帕普斯特或者恩斯特#8226;刘别谦都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关注；此外瓦尔特#8226;鲁特曼的实验电影《柏林――大都市交响曲》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弗里德里希-威廉#8226;穆尔瑙曾被邀请到好莱坞，参与四部影片的拍摄。随着纳粹主义的盛行，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弗里茨#8226;朗拒绝了纳粹分子要求他在纳粹德国电影中担任主角的邀请，秘密逃离了德国。 　　此外马克斯#8226;奥菲尔斯、奥托#8226;普雷明格、约瑟夫#8226;冯#8226;施特恩贝格、罗伯特#8226;西奥德马克、比利#8226;维尔德、以及在美国被称为道格拉斯#8226;瑟克的德特勒夫#8226;西尔克也逃离了纳粹分子的控制。和弗里茨#8226;朗一样，他们也大多在好莱坞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战结束后经过了很长时间，德国战后电影才在艺术方面引起关注：纳粹分子以德意志民族为名义进行的恐怖屠杀对一个国家造成的震荡过于巨大，人们不由自主地尝试用善良的家园故事和茜茜公主的电影来掩饰《历史上的万人坟墓》，在这些电影中世界尚未或者不再是一片混乱。 　　1968年，维尔纳#8226;赫尔措格的电影《生命的迹象》引起了德国著名影评人洛特#8226;艾斯纳的兴趣。在弗里茨#8226;朗看来，洛特#8226;艾斯纳是恶魔银幕时代著名的影评人（1963年，曾将荷马史诗奥德赛搬上银幕的导演让-吕克#8226;戈达尔导演了《蔑视》，弗里茨#8226;朗曾在该影片中出现）。洛特#8226;艾斯纳对弗里茨#8226;朗说：她在《生命的迹象》这部电影里的确看到了德国电影复苏的迹象。 　　电影历史学家洛特#8226;艾斯纳撰写了许多关于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著名书籍：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8226;穆尔瑙和弗里茨#8226;朗的书籍以及反映时代特征的书籍《恶魔的银幕》。洛特#8226;艾斯纳的回忆成为了连接其孙辈一代人与被历史摧毁的德国战前电影之间的纽带。 　　伴随着“与爸爸的电影院告别”这样挑战式的口号，将特奥多尔-W#8226;阿多诺介绍给弗里茨#8226;朗作导演助理的亚历山大#8226;克鲁格、埃德加#8226;莱茨和让-马里#8226;斯特劳布这些至今都在为德国电影做出贡献的人为新德国电影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丹尼尔#8226;鲁耶和让-马里#8226;斯特劳布的电影《新郎、女演员和皮条客》（1968年）中，演员赖纳-维尔纳#8226;法斯宾德参加了拍摄，并从中受到很多启发，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坚持将这些想法付诸了实施。 　　法斯宾德应当算是新德国电影最有力的推动者。他将格奥尔格#8226;毕希纳、格哈德#8226;豪普特曼和奥登#8226;冯#8226;霍瓦斯等为代表的德国剧作家的自然主义传统与道格拉斯#8226;瑟克在好莱坞形成的充满激情的戏剧形式相融合，创作了多种多样的舞台剧、电视剧和广播剧，并将其呈现给上百万的观众。其中包括：社会批判影片《恐惧吞噬心灵》（1974年）、电视连续剧《八小时不成为一日》（1972年）、冷喜剧《中国轮盘赌》（1976年）和《撒旦的烤肉》。 　　另外，维姆#8226;文德斯是第一位受弗朗西斯-福特#8226;科波拉邀请前往好莱坞拍摄电影《哈麦特》（1982年）的西德导演……弗朗西斯-福特#8226;科波拉曾提到，正是维尔纳#8226;赫尔措格的电影《阿基尔，上帝的愤怒》（1972年）启发他拍摄了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1978年）。 　　赫尔措格、法斯宾德、文德斯、施隆多夫和克鲁格的成功也成就了许多异域风情的创新型电影，例如汉斯－于尔根#8226;西贝尔贝格的电影《希特勒》。西贝尔贝格在学生时代就拍摄了关于贝尔托#8226;布莱希特作导演的电影，并且深受这位大戏剧家的影响。最近，新德国电影的乐天派代表之一维尔纳#8226;施罗特辞世，维姆#8226;文德斯在柏林人民剧院举行的追悼会上痛哭流涕。另外一位新德国电影的乐天派代表是赫伯特#8226;阿赫特恩布施，与皮埃尔－保罗#8226;帕索里尼、阿兰－罗伯#8226;格里耶和玛格丽特#8226;杜拉斯一样，阿赫特恩布施也是从写作开始转而拍电影的。 　　他为维尔纳#8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