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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自由 　　 　　国营798厂，这座上世纪50年代由民主德国援建的大型建筑群中，工业残存的气息在其间苟延残喘，形形色色的艺术们在不紧不慢地蚕食着它。就像寄生蜂的幼虫，精准的小口噬咬它的房东，在喂饱自己的同时决不会让宿主死掉―否则腐烂的宿主会马上毒死这些食客。粉笔书写的英文菜单随处可见，提醒游客们享受视觉大餐的同时务必要让自己的胃参与其中。 　　艺术似乎少有这样得意过。 　　至于我的目标，来之前在“”上却好一番搜索未果，只好慢慢寻找。 　　“案”艺术试验室（ art lab）有些云深不知处的意味―如果路上遍布的水蒸气算得上云的话。它的白色标牌并不很起眼，走了好一阵才在798深处找到。实验室的入口开在一家小铺的旁边，差点错过。里面错落有致的分成了三层，上上下下颇有些地道的意思。 　　有着蒙、满、鄂温克血统的顾桃是条草原汉子，28岁的周宇和那些整天坐在电脑前编程的学生没什么两样。从外表上，你是不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 　　我并没想到采访的主角会是两个人，但老顾在电话里强调：他的同伴“很重要”。 　　两人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和google到“清新整洁”的照片相比，眼前的老顾才露出了本来的蒙古本色，需要仔细端详才能确定此人正是我要采访的对像。 　　“我当时就是个‘愤青’，和几个朋友整天除了喝酒还是喝酒”，采访开始后，老顾随手打开一瓶“大优”。说实话，在冬天很少见到用啤酒解渴的。但当时，已经拿白酒当水喝的老顾和他的画家朋友们除了每天激烈地阐发对艺术的畅想以外，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越喝越痛苦。直到某个夏天的晚上，喝得头痛愈裂的老顾把头放进了冰箱里面开始了严肃的思考。“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朋友们把满脸冰茬的老顾从冰箱里拉出以后，他开始了追寻生命真正意义的“北漂”生涯。 　　开始岁月并不是漂着的，而是在北京亚运村的一间地下室里“埋着”―还是地下二层。“那时刘欢就在我们上边住，开着吉普，抽大雪茄。我们在屋里抬起头看到的是从上面下来的一根根的上水管和下水管。”为此，老顾的一个朋友宁可去郊区租平房也不住在这里。朋友来看老顾时，指着管子说：“哪天厕所那根裂了，你就有的乐了。”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人一直在自得其乐。老顾趁花店处理时买了几支花放在屋里摆上，在放不住之前拿去晒干，把干花放在空矿泉水瓶子里继续摆着瞧。老顾还用画画剩下的亚麻布把花20块钱买的沙发包上，“看过《列宁在1918》么？就是那样的大沙发。”说这话时，老顾很兴奋。 　　 　　在我们这间被称作会议室的小房间里，阳光位于从墙角唯一的窗户上方斜射进来。很舒服，有些像老顾提到的地下室。 　　就是在这“连别人脚后跟都看不见”的日子，老顾始终高昂地活着。画画在当时的北京并不是件能换碗饭吃的行当了，于是老顾拿起相机，拍起人像。“当时娟子、冯海这一批人已经起来了，没法跟他们去争，只能靠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去争取别的客户。一来二去，靠着选景和模特，揽住了一批客户，从地下走上来了。”有了钱的老顾却很快感到了极度的乏味，“生活变得很辛苦，没意思，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创作”。 　　当老顾还是顾小朋友的时候，他很诧异为什么父亲每年都要离开一段时间。等到回来的时候，满头长发，胡子一大把，就像野人一样。但父亲却总能带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装着鹿心血的桦树皮小盒子，还有不少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再过段时间，总是有些穿着打扮和蒙古人不同的挎枪的大汉来找父亲喝酒。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鄂温克人，一个历经各种苦难却始终不屈的民族。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最早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以渔猎为生。1698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鄂温克人被清政府迁移到大兴安岭的嫩江支流流域。人数不多的鄂温克人被清政府编为八旗，驻守爱晖、齐齐哈尔、伊犁、乌鲁木齐这些在晚清并不太平的地方，很多人在战乱中死于战场。抗战期间，由于侵略者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加上天花、伤寒等疾病蔓延，到1945年鄂温克全民族只剩1000余人。解放后人口才逐渐增多，据2000年的统计，总人口约有30505人。 　　生活在大山中的鄂温克族人勤劳、勇敢、淳朴、爽快。他们心灵手巧，善于用桦树皮制作各种器具，如从服饰到餐具、容器直到住房、小船。特别是容器，除了轻便耐用外，还配有花纹图案装饰。比如给老顾留下深刻印象的桦皮小盒。 　　鄂温克人极其诚实，不知道什么叫偷窃。猎人和牧民在森林和草原上设有仓库，存放食品、衣物、工具，并不上锁。如果有旅人途中断粮、缺衣，可以到任何仓库去取，事后如数归还即可。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老顾父亲的朋友们，正是来自敖鲁古雅的。 　　上世纪90年代，老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