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走向对话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的转向.doc

从“独白”走向“对话” ——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的转向 韩志明 ? 2013-01-30 15:03:02　　　来源：《东南学术》2012年5期 　　 　　【内容提要】话语就是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当前政府的官方话语正遭遇到巨大的危机，但也出现了诸多调整和重构的新变化。对应于政府单中心的权力结构，行政话语是垄断性的独白式话语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行政话语将会形成多元化的对话话语模式。政治民主化、社会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等环境因素，提供了行政话语模式转向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话语 行政话语 网络时代 独白 对话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人们之间交流互动的方式，也改变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话语状况。网络的普及使人们能及时地获取到各种信息，也使人们能方便地表达他们的声音，扩展和强化了公民的话语权。与此同时，面对网络问政的巨大压力，政府也积极地利用网络，构筑与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对民意作出回应。政府与民众的话语都急剧地扩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和碰撞，这既导致了行政话语某种程度的危机，也建设性地推动了话语格局的转向，并对社会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脉络　　“Discourse”(话语)源自于拉丁语的“Discursus”，“Discursus”又源自于动词“discurrere”，意思是“夸夸其谈”。一般而言，话语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以及借助于行动所表达出来的意愿和意义。宽泛地讲，话语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社会行动者所说出来的话，即言说活动，如言谈、讨论、辩论和批评等；二是指一种表达利益、意见、建议与需求的行为，如投票、游行、参与和诉讼等；三是指一种相互关系，或互动过程。[1](P29)就此而言，话语不仅是交流或沟通的工具，也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社会行动。　　在古希腊时代，语言与理性、规律等是一个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的对象和思维本身都依赖语言来理解、传递和组织。比如，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功能，即“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2](P8)在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学者都对语言或话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独树一帜的语言哲学，比如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奥斯汀和塞尔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梅耶提出了“语言的社会性”思想、索绪尔建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乔姆斯基发展了“生成主义语言学”等。　　语言学家通常认为，语言是一个宝藏，而不是一种稀缺商品，所有的人都可以同时使用它，而不会使其储备有所减少。所有参与到语言交流中的人，就像享受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都能一起享受这种财富。但是，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语言学家将语言看作是一种拥有内在逻辑的自足体系，是对语言学所作的静态描述。语言不是中性的，所谓运用共有的语言技巧共享一种语言，不过是一场“语言共产主义的错觉”。　　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一些思想家们已经注意到语言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意义。比如，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行动中的语言，是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福柯的话语理论向人们揭示，话语乃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因此，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实现。”[3]每一种话语都服务于特定的权力，每一种权力都建立起相应的话语。权力寄于话语之中，话语不仅是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也是权力实现的工具。　　布迪厄从历史、社会、经济和外在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现象，发展了一套独特的语言交换市场理论。他将语言不仅看作是一种“逻各斯”(logos)，而是一种行使权力的实践活动。在布迪厄看来，话语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表意性符号，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语言的运用与权力关系密不可分，“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transfigured form)表达出来。”[4](P190)　　布迪厄认为，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离不开以语言使用为中介的象征性事件。“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语言运用，都是说话者的不同权力通过对话和语言交流而进行的权力较量。”语言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沟通手段，也是社会结构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介。“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交换活动，不仅实现了语言交换者之间的意义沟通、情感表达和思想意愿的交流，而且实际上也是建构、调整和协调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也是进行和实现他们之间的权力较量、协调和权力再分配。”[5](P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