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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加强公安基础工作的一些思考 　　自XX年起，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党委的决策开展“三基”工程建设。三年来，在“三基”工程的推动下，公安基层办公条件有所改善，基层警务机制不断优化，警务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基础工作对于公安工作的根基作用、基石作用不断显现。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仍要清醒认识到，基础建设中一些认识、操作上的误区和障碍仍然存在，制约着公安基础战略的深入推进和科学发展。在此，本文从实践角度出发，尝试对当前基础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点简单思考。 一、当前公安基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基础工作易受当前工作冲击。当前，随着我国社会跨越式、大踏步的发展，社会矛盾在一定范围内急剧增多，公安工作正面临着“三期”的严峻考验，公安机关承担打击、整治、维稳等应激性工作的压力不断增大。而公安基础工作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如何与侦查破案、重要安保等当前性警务活动一同“弹好钢琴”，一直是难点问题。就浦东公安工作实践来看，自XX年“三基”工程启动以来，分局连续开展了“峰会”、“非行年会”、残奥会、奥运会等重大安保活动。这些保卫任务准备周期长、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须举全局之力才能完成，对基础工作的冲击现实存在。 　　基础工作条块糅合不够。突出表现在各条线、各层面对基础工作的要求不尽协调，使基层派出所在安全防范、高危人群管控等具体业务工作上难以适从。在现有公安运作机制下，派出所作为基层实战单位，其勤务运作模式受到各条线自上而下种种要求规范的约束。而条线在出台一些基础工作要求时，未充分考虑不同块上的实际情况，“一刀切”的做法使一些基层单位既要应付“广播体操”，又要自主开展运作，工作非常被动。如刑侦条线由总队出台了刑嫌调控的工作意见，但该意见较为原则，与治安条线的实有人口管理衔接不够，在基层便突出反映为可操作性不足，高危人群管控工作服务实战的效能较为有限；再如，在警务信息化建设上，各条线也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建设了名目繁多的信息系统，并将日常维护任务层层下派至基层???由于一些信息系统过于强调条线工作需要，总体整合度、实战功用非常有限，基层反映重复劳动增多，信息化呈现出“为信息化而信息化”，与实战相脱节的局面。 　　基础工作途径狭窄，滞后于现实斗争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础信息采集手段不多，社会参与程度不高，基层单位事倍功半，大量精力都消耗在信息采集阶段。如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中，至今未固定一套能将治安积极分子、楼组长、物业、业主委员会充分发动起来的工作模式，而全由基层单位“自由发挥”，各单位之间工作成效参差不齐。二是对一些新兴经济发展领域、新兴行业的基础信息采集和运用还显得滞后，如典当行业、租赁业、中介服务业的管控还存在很多漏洞；对一些犯罪分子新开辟的犯罪渠道和易利用领域的掌控还存在空白，如对可疑资金通过银行、金融、邮政等渠道流动的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对犯罪分子利用飞机、汽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和网络、移动电话、传真等现代通讯手段实施跨地域、跨时空流窜作案的基础防控工作还较为乏力。 　　基础工作与打防工作缺乏互动。反映为基础工作与打击、防范等面上工作有机衔接显得不足。业务实践表明，当前公安机关案件侦破中，主要还是依靠技侦、大清查、突审等应激性侦查手段，从排查、管控等基础工作渠道获取破案线索的比重很小，一些难以采用应激性侦查手段开展工作的案件往往难有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实战与基础工作“双循环”互相剥离，基础工作服务打防控，打防控需求牵引基层基础工作的互动格局还未形成。 二、问题成因分析 　　对基础工作的认识模糊，目的与手段混淆。在日常工作中，一部分公安民警乃至领导干部，对基础工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对基础工作的直观印象清晰而内涵认识不足，对基础工作的表面现象认识清晰而逻辑结构认知不足，对具象的基础信息掌握多而规律掌握少，突出表现在将基础工作的目的与手段混淆。如在社区与农村警务中，一味强调要抓好民警“沉下社区”、改善警民关系、人口信息采集、警务信息化等措施手段，对其服务打防工作的核心价值却抓得不够，造成社区民警湮没在繁杂的业务工作中却难有头绪，埋头于繁杂重复的信息输入维护中却难有收获的尴尬局面。类似重视过程、忽视结果，“头重脚轻”的认识与做法，限制了基础工作与打击、防范等面上工作的有机衔接，割裂了各要素之间必然的逻辑需要和联系，使基础工作陷入了为基础而抓基础的低效怪圈。 　　基础工作的长期性与短期政绩观、业绩观相冲突。基础工作投入产出周期长，见效回报慢，公安机关部分领导干部受短期政绩、业绩观的影响，工作重心偏向打击、整治等“立竿见影”的项目，对基础工作的长期战略性地位认识不足；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现开销”的打击整治与防范控案情况，看不到长期积累的基础信息中所蕴含的巨大打击与防范能量，在抓工作时未给予基础工作足够保障与支持，使基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