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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校安全事故责任主体的法理学视角解读 　　论文摘要学生春游活动是一个涉及到学生生命健康安全的一个敏感问题，一旦安全事故发生，如何确定责任主体，如何定性事故责任的分担，各方主体在承担责任时有无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否兼顾了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原则？学生作为社会主体的自由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抑或政府的责任规避而遭到剥夺。 　　论文关键词学校安全事故责任 　　一、以海南4.10学生春游事故为切入点 　　（一）校长 　　在新闻媒体对已被刑拘的校长潘敏采访时，后者表示很无奈也很委屈。声称自己是听老板安排的，言下之意就是没有此次春游的自主管理权。由于是民办学校，很多学校的管理都要与投资人商榷甚至按投资人的意志行为。但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教学，校长负责制是起码的行政责任，涉及到安全方面的管理制度和预案等是必须具备的，无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主要客观上发生了安全事故的事实，基本的行政责任肯定要承担，这一点是无疑的。关键问题是对校长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安全生产事故。笔者以为这个不符合基本的法律常识和法理逻辑。首先，安全事故产生的事实依据是交通运输的问题，只能从肇事司机引发的交通安全事故寻求论据的支撑，如果莫须有的将校长的管理过失视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未免太牵强；其二，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老师的看法，刑事责任是一种最严厉的责任承担，刑法上的要求很严格，就是主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我们所能分析到的因果关系是肇事司机的违规违法行为使然。此外要求主体有主观上的比较严重的过错，两者的结合才导致刑事责任的追究。但校长在此次事故中客观而论有管理过失，不存在过错，更谈不上严重的过错。两个起码的法理要件都满足不了就冠以涉嫌安全生产事故，不知有何逻辑依据？ 　　（二）投资人 　　民办学校的投资人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他们能与正规的汽车租赁公司签订协议产生运输行为，从某些方面讲有较为正规的管理，有可以支持的主观注意义务和防范。但不能因为司机的违法违规行为就强行的追究投资人的刑事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与校长所承担的一样，都不能建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便是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很勉强。 　　（三）肇事司机 　　本次事故的肇事司机被推到承担责任的无疑境地，无疑的笔者认为毕竟违反了交通安全管理法规，超速行驶和不当操作导致事故的发生，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相对应的。主观是有过错，即便不是明知危险的可能发生但至少是应当知道潜在的交通安全隐患，能避免却没有尽到主观的防范义务，承担刑事责任没有问题。关键还有一点，施工的道路是否设置有明显的施工标识，如果有相关的标志和防范设施，司机依然行驶，则要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没有设置施工安全提示的标志，可以适当减轻司机应承担的责任。司机的过失甚至过错行为客观上造成的交通事故的发生，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有法律依据。 　　（四）教育行政部门 　　当我们在就事论事的分析责任分担的时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不能仅仅站在圈外追究学校责任的，自己是否有管理上的责任。国家一方面在强调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但是牢笼式的教育管理是否会激发学生的对立情绪？春游是学生接触自然、放松心态、增强同学们的凝聚力和互助互爱的一个课外活动，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但教育宗旨倡导的我们却没有也不敢践行，因为安全追责猛于虎。学校宁愿本分教学管理也不敢冒“安全之大不韪”。换言之，即便学校想组织学生外出春游，报告到教育行政部门，试问教育行政部门敢一一审批吗？笔者估计无非两种结果，一是批准学校的报告，但肯定行政化般的要求学校高度重视、提出防范措施、制度安全预案、出现事故追究责任，这个藐视高明之处是既提出了要求，也彻底的将责任推给学校承担，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充满哲学意味的讽刺，内因与外因导致事物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二是原则上同意，其实立场就是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否定，将皮球踢给学校，学校党委行政自行决策。这又是一个充满行政管理逻辑矛盾的问题。 　　（五）政府 　　政府在本次事故中的角色很特殊，原因如下：其一，政府管理的行政事务很多，涉及到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因为涵盖面太广，难免在工作上有广而不深之嫌。其二，在行政行为中游离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比如政府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宽泛的法律要求，但在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因担心责任承担而延迟作为或者不作为。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用抽象行政行为的作为来规避具体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或延迟作为，类似于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老师谈及到的“政府部门懒政”，这对于我国塑造透明政府、公平政府、人民的政府是一个“瑜中求瑕”的警示信号。如果所有的事故都要政府来承担，未免过分。但政府在职责权限的张力不够肯定会被诟病。 　　（六）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学生家长或者监护人是同意学校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