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解决的“争论”.docVIP

古田会议解决的“争论”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抵达井冈山，此时毛泽东所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已经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这两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最早发动武装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在历经百折千回之后终于会合到了一起。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合编成立，后根据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红四军“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围剿”，同时也为了缓解根据地贫困拮据的经济状况，经商议后决定，彭德怀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离开井冈山后，红军作战受挫，连遭败绩。毛泽东感到，在此严峻环境中，遇事层层讨论，层层汇报，最后由前敌委员会定夺执行，不仅麻烦，而且会贻误战机。因此，前委决定，停止红四军军委办公，取消朱德的军委书记，权力集中于前委。不过，这种协调一致很快因为一名叫刘安恭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的到来而被打破。 4月3日，中央指派刘安恭赴红四军任职，刘安恭带着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来到瑞金。刘安恭是朱德的四川同乡，早年在德国留过学，他的到来被寄予厚望。 刘安恭到任后，即提出恢复红四军临时军委，并很快当上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要职，上任后不久，他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要求临时军委统辖红四军，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 对于临时军委的这一决定，毛泽东表示强烈不满。在他看来，作为下级的军委对作为上级的前委做出权力限制，不仅有悖于组织原则，使前委的工作发生极大困难，更会引起党内的混乱。 6月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白砂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是否设立军委等问题进行讨论。尽管会议最终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是，毛泽东却提出，请求调换书记，他要离开前委。毛泽东认为，“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在毛泽东看来，关于是否设立军委问题的讨论，其背后隐藏的是是否要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而前委与军委之间的矛盾，则根本上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斗争的问题。 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仅存在于红四军高层，在基层也很普遍。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而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一些青年士兵花光了部队发的零用钱后，就结伙私自去打土豪，甚至出现了赌博嫖娼、携公款逃跑的现象。 关于红军内部党的领导问题的争论，逐渐达到了一种公开化、激烈化的程度 1929年春，红四军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相当大，有的把党对红军的领导说成是家长制；有的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有枪杆子就行；有的不愿在艰苦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只想“走州过府”流动游击…… 实际上，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以后，在中共党内和军内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 毛泽东把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14点：“（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 （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 （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 （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 （六）地方武装问题， （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 （八）对时局的估量， （九）湘南之失败， （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 （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 （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 （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 （十四）其他腐败思想。”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本打算通过这次会议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论的问题。但是问题不仅未能解决，而且大会还在中央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毛泽东落选后去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改由陈毅接替担任。 这个时候，关于红军内部党的领导问题的争论，达到了一种公开化、激烈化的程度。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意见不一致，也未取得任何结果。 在这一系列争论的背后，其核心是三个问题：即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怎样领导？红军向哪里发展、怎样发展？完成什么任务、怎样完成？归结起来，就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这是红军政治工作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 红四军党内这场关于如何建设人民军队的争论，最终在古田会议上烟消云散、完全化解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毅即动身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军事工作会议。陈毅抵达上海后，向中央提交了五个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