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农民的健康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重构.docVIP

第7讲 农民的“病困”及其健康政策的要素输入 ——以湖南欠发达地区为案例的农村医疗卫生政策分析 摘 要：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尽管基于“三农”问题的公共政策动员“声势浩大”，但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上尚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欠发达地区，一部分农民不仅面临着经济资源不充分的“贫困”问题，而且也面临着健康资源不充分的“病困”问题，比如营养不足、卫生条件差、“看不起病”、“看不了病”、“看不好病”等。本文以湖南为例，通过不完全调查方式说明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的健康问题值得政府公共政策的高度关注，希冀谋求底层中国政策的“劣势者利益最大化”——“贫困＋病困”的农民需要获得公共政策的公平照顾和特殊“补偿”。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并推行的情况下，全方位的健康政策制定及其实施也显得特别重要。 关键词：农民的病困 健康政策 要素输入 湖南案例 一、引言 在城市话语广为盛行且居于霸权地位的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农民的话语权利往往置于文本的重视与实际的边缘化之中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策重视，诸如“减负增收”、“农价补贴”等；另一方面是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策歧视，诸如“户籍坚冰”、“就业樊篱”等。转型时期中的农村、农业、农民，面对偏执效率累进的城市工业化进程和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自身传统小农经济时，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表现为“集体失语”——农村经济凋敝、农业难以可持续、农民群体边缘化。无怪乎李昌平以其“琴心剑胆”发出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1]的悲凉呐喊。当城市中的居民在较为普遍地享受着医疗卫生、就业帮助、交通通讯、教育优待等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时，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处于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无助的自然状态。他们在忍受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同时，也享受着服务分配不公正的待遇。 对于处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2]，诸多学者以“他者眼光”审视着这个难解的“世纪课题”。他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为“三农”问题的求解出谋划策；他们对于底层研究的学术自觉和人文关怀，着实令人钦佩。然而，近些年来关于农民生老病死之类的社会保障政策研究，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政策方面的研究，略嫌稚嫩且少之又少。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经济不上去一切免谈”思维惯性影响而导致学者们的学术漠视，也可能是基于面广众多的底层中的芸芸众生而政府公共支出难以招架的现实无力而导致的一种学术无奈。确实，优先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根本措施和逻辑前提。但是，当面对众多的老弱病残者的时候，经济发展的健康劳动力从哪里来呢？笔者认为，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公共服务的公平供给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制度平台，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机制引擎。 当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起了美国著名健康经济学家V.R.福克斯（Victor R.Fuchs）在《谁将生存？健康、经济学和社会选择》中的言说：“在设计对贫困者的援助方案时，医生总是倡议提供更多医疗服务，教育者倡议提供更多教育，建筑业倡议提供更多住房……但是，贫困者最想要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章的讨论范围，但是它迫切需要得到某些领域的政策分析家的关注”。［3］ 二、 农民的“病困”状况与健康政策供给的短缺 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面对贫困，但未必没有病痛；一个人有可能一辈子贫困，但未必时时面对病痛。然而，贫困者由于低收入和外部公共服务的不济，不能平等地享有医疗权和医疗技术的支持时，往往身体状况较差，处于“病困”的可能性要大。因此，当我们论及经济与健康的相关关系时，就可能引发更多的贫困与病困的许多争论。如果我们把“贫困”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即人们普遍认为贫困（贫穷）代表了一定水平的收入状况（或财富状况），它表明一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料“不充足”；那么，我们亦可以把“病困”作为一个医疗保健概念将之界定为：代表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或健康状况），它表明一个人拥有的健康资源“不充分”。当一个人的“贫困”和“病困”系于一身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生活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呢？在中国广大农村，就有许许多多贫且病的农民。当我们思考农民贫困原因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因病致贫”的因素；当我们思考农民病困根源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考虑到的是“无钱治病”的结果。当然，贫困与病困并非线性关系。通过对底层状况的调查，以“他者眼光”你就会发现原先并未“内存”于视野与大脑之中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源”。为此，对湖南省常宁市、安化县、南县、双牌县等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现实。以下试举调查几例。 例一 农村营养状况调查 本调查采用个案访谈法。采访时间：2002年2月1日上午；采访地点：常宁市C村；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