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反腐,走法治化反腐败之路.docxVIP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反腐,走法治化反腐败之路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反腐,走法治化反腐败之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切实“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十八大报告关于反腐倡廉的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再一次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执政理念,进一步提振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党中央领导开展“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信心。　　腐败是公权力的伴生物,有公权力存在的地方,就存在腐败的可能性。而与腐败作斗争,不仅是对人类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的严峻挑战,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艰巨任务。中外历史上,有多少朝代因为吏治腐败而气绝身亡,又有多少朝代因为政治清明而兴旺强盛。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统治在本质上必然催生腐败,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就应当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腐败。当前,腐败已经成为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公敌,成为破坏共产党领导权威和执政基础的最猛毒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最大毒瘤,成为可能葬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隐患。反腐败是一场关系执政党、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反腐形势越来越严峻?是党和国家不重视吗?是全国人民不支持吗?是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腐败吗……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应当如何应对我国高发、频发和重发的腐败问题,真正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建设廉洁政治过程中,除了应当认真落实中央有关反腐倡廉的战略部署和各项工作安排,还应当更加重视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治权,切实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治上遏制并解决腐败问题。　　我国在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路向,即政治思维、德治思维和法治思维。总体而言,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渗透、相互作用、各有侧重。　　从政治思维来看,应对腐败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教育为主、惩治为辅、反腐倡廉、综合治理,其反对腐败的侧重点和落脚点是多管齐下、倡导廉洁、鼓励廉政,寄希望于执政党性质和宗旨、国家制度优势、社会民主参与、干部廉政楷模以及公仆政治觉悟。　　从德治思维来看,应对腐败问题的中心思想是以德治国、道德教化、廉洁自律、软性约束,其反对腐败的侧重点和落脚点是教育、感化、训诫、教化,寄希望于公权力者自身的觉悟、觉醒和自律。　　从法治思维来看,应对腐败问题的核心理念是依法治国、法律至上、反腐治权、刚性强制,其反对腐败的侧重点和落脚点是法治教育、制度规范、法律制裁,寄希望于法律和制度的严密性、权威性、规范性、强制性和他律性。　　在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上,法治思维并不排斥政治思维和德治思维,法治思维是政治思维、德治思维法律化、制度化的表现形式,法治方式是和平建设时期政治方式、德治方式的综合运用。事实上,法治思维必须高度重视、依赖并结合政治思维和德治思维,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与德治功能,这样才能在反对腐败斗争中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腐败这个社会毒瘤,既不能靠搞1950年代“三反、五反”那样的政治运动来解决问题,也不能靠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来解决问题,更不能靠搞意识形态斗争和道德说教来解决问题。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成功实践和有益经验证明,依靠与现代民主相结合的法治,依靠严谨的法律和有效的制度,才是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根本利器。　　在政治思维和德治思维下提出的“反腐倡廉”,所凸显的手段和目标是“倡廉”,而在法治思维下提出的“反腐治权”,所凸显的手段和目标则是“治权”。腐败现象千变万化,腐败行为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是公权力的腐败,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法治国家要依法分权和治权。公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公权力腐败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是掌握和行使公权力的各类主体的腐败,而这些主体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所以法治国家不仅要依法治权,而且要依法治官、从严治吏。在我国,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思维下反腐治权的必然要求。反腐必须治权,治权必靠法治。承认公权力面前人性恶的普遍假定　　坚持反腐治权,以法治思维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要承认公权力面前“人性恶”这一政治哲学的普遍假定。在“人性恶”的政治哲学假定看来,面对公权力的特性和巨大诱惑,包括政治领袖和政府高官在内的任何人,都不是圣人而是凡人,都不是君子而可能是小人,都有人性的弱点、缺点和局限,都有可能犯错误、出问题,甚至滥用权力谋私。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