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谈判中的台湾问题精选.doc

中日复交谈判中的台湾问题 张耀武 内容提要： 40年前，中日两国领导人肩负着为本国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坐到谈判桌前，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复交谈判，并最终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众所周知，在复交谈判中，中日双方曾围绕历史认识、战争赔偿等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交锋，最终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在这些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不过，在这次谈判中，中日双方还就另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进行过争锋相对的斗争，就鲜为人知了。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日本方面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不愿明确表示同意。他们或以“难以向国会交代”为由，拒绝承认《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或以“内容重复”为由，不愿在《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写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便是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三条，日本政府也只是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并没有明确表示“承认”。这种情况为后来的中日关系留下了隐患，成为日本政府介入台湾问题的某种借口。 关键词： 台湾问题 复交谈判 《日台条约》 《中日联合声明》 一、复交谈判前日本国内的阻力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及其一行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中日复交谈判之旅。是日，当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及其52 名随行人员离开羽田机场时，不仅受到日本政府要员及自民党干部的热烈欢送，而且日本各在野党的干部也来送行，这种场面是自1956年鸠山一郎访苏以来的第一次。田中角荣一行的专机于上午11点半（北京时间）抵达北京。在洒满金秋艳阳的北京首都机场，田中一行受到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50多名中国官员的热烈欢迎。当日的北京，秋高气爽，红日高照，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北京之秋”。这似乎预示着田中一行的北京之旅会一帆风顺。然而，在田中和大平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之前，他们所走的路却并不是一片阳光。因为，在日本国内，围绕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左右两翼势力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其焦点就是“台湾问题”。 1972年3月中旬，当时还未当选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就曾对自民党国会议员田川诚一表示：“自己一旦掌握政权，立即解决日中复交问题。……中国方面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几乎全部可以接受。细微之处，不必介意。”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当选日本第64届内阁总理大臣。在田中内阁成立后的首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表示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将赴北京访问。自此，日本国内的“亲台派”和右翼团体就加紧了对田中的威胁和抗议活动。右翼团体的宣传车每天都出现在田中的官邸和事务所周围，打着写有“国贼，田中角荣”字样的标语，进行抗议活动。田中在自民党内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岸信介、滩尾弘吉和椎名悦三郎等人对日中邦交正常化均持反对意见，福田赳夫则认为时候尚早，以驻美大使牛场信彦为首的外务省官员也不听田中指挥，最后，田中不得不罢免了牛场的职务。即便这样，在田中一行访华的当天早晨，外务省的一部分官员仍驱车来到羽田机场，恳求田中：“这次访华与对方交换交换意见即可，千万不要做最终的决定。” 大平正芳的处境还不如田中。自从担任田中内阁的外相以来，时不时地受到来自“亲台派”的右翼势力的威胁，在他公开表示“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之时，日本将与台湾‘断交’”之后，更是经常收到匿名的恐吓信件，甚至连生命都受到威胁。他曾对一位关系亲密的记者说：“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反对势力杀害，如果上天保佑的话，这次（日中复交）谈判也可能获得成功。”在离开羽田机场时，大平把一位秘书叫到身边，对他说：“万一这次谈判失败，我可能再也回不到日本来了。另外，我也有可能因这次谈判而遇到不测，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 由此可见，当时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复交谈判的。正如《大平正芳其人与思想》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大凡致力于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的政治家都会这样做，大平也不例外，他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来进行这次谈判的。”不过，田中和大平之所以宁肯丢掉老朋友台湾，也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不是由于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有独钟，更不是为了照顾中国的利益。而恰恰相反，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田中角荣对日中关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就“日中问题”发表过如下看法： “对日本来说，日中问题与其说是外交问题，到不如说是国内问题。回顾明治以来的百年历史，历届内阁都将其视为政治难题。日中问题成为日本国内问题的大难题，这对日本来说并非好事。如果日中问题得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