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中唐时期的新动向 权德舆的问题与李翱的答案.pdfVIP

·中国哲学史· (《哲学动态》2007年第8期) 儒学在中唐时期的新动向： 权德舆的问题与李翱的答案 强 昱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思想格局在汉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三国至五代时期极为兴盛的道家(包 括道教)与佛教的蓬勃发展取代了儒学的地位。而儒学的不同历史命运总是表现为复兴与沉 沦的交替。中唐名相权德舆与哲学家李翱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开启了宋明鳙学发展的方向。 这表明，某种价值关怀的兴盛或被冷落与时代的精神需求具有难以割舍的关系。 一政治导向与时代精神需求 唐五代三百余年间在对待三教的态度上，整体上沿袭着太宗制度的国策。太宗曾以诏书 的形式阐明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的帝王心迹，“老君垂范，义在清虚”。清静无为是道家的思想 核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 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反朴还淳”，这作为一种真理性认识，能够运用其思想 原则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由于前代积弊甚深，太宗通过认真的反省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最终领会到道家思想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说，“朕夙窗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 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意即 需要纠正长期以来社会生话中盲目崇拜佛教的风气，回归于道家的精神原则，推动社会建设事 业的进步。为此，太宗郑重昭示天下，“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 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告报天下，主者施行”。太宗之言除 “朕之本系，出于柱史”外，余者未尝不是事实。从佛教发展历程看，“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 于后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佛教虽然与道家一样可以产生“宏益之 风齐致”的价值，但因“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严重动摇了民 族文化的根基，对国计民生造成了重大破坏，这就需要在保证道家思想价值的主导地位的基础 上，合理地发挥儒释的文化功能。此政策直接影响了唐王朝的用人制度，表现为稍后将道士的 考核纳入到科举制度中。 个人德行与现实遭遇不一致的问题，引起了中唐名相权德舆强烈的关注。作为深通儒术 的朝廷重臣，他要求参加科举的士人对此予以回答，即所谓“}Llq达者，列在四科”。但由于士 人境遇各有差别，“命之所赋，诚不可同”，并且孔子门下具有政治才能的学生，均受到过孔子 23 万方数据 的多次批评。在此种情势下，权德舆希望从后进者那里获得人生命运究竟何为的答案，他指 出，经典的记载有“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日乐天知命，故不忧。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又日吉人之辞寡。寂然不动，则感而遂通。见几而作，乃不俟终日”的说法，使觉悟者的内涵 复杂化；并且“《大学》有明德之道，《中庸》有尽性之术。阚里宏教，微言在兹。圣而无位，不敢 作礼乐。时当有开，所以先气志。然则得甫申之佐，犹口降神。处定哀之时，亦尝阐政。致知 自当乎格物，梦真奚叹于宗子?必若待文王之无忧，遭虞帝之大德，然后凝道?敦为致君?”道德 修养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作为人格典范的觉悟者，其自身境遇都存在着不能对应的情况。普通大 众既然在各方面都与觉悟者差距明显，觉悟人生就更会成为不可企及的梦想。 离开了自我生命，认识实践就会落空。庄子通过“以其游刃无全，善刀而藏之”的庖丁的 人生实践“得养生焉”；列御寇则以为“养生如何?肆之而已”。显然说法不同。庄子同时称 “嗜欲深者，天机浅”；可列御寇“贝lI以朝穆善理内而性交逸”。这让权德舆倍感“何二论背驰之 甚耶”?道家早已明确指出，“夫一气之暂聚，为物之逆旅，诚不当伤性沽名，以耗纯白”。生死 之变不过是一气的聚散而已，“傥昧者未通矫抗之说，因遂耳目之胜，甘心真力，则如之何”? 如果试图通过顺应生死的必然秩序，特别是放纵情感欲望的泛滥以为就是实现人生，就会与道 家崇高的精神追求背离。保持心灵的安宁固然是道家的精神向往，可《骈拇》已经指出，“有虞 氏招仁义以挠天下，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以易其性。庸讵知不有性于仁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