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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工人社会现状及政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规模不断扩大，构成成分趋于复杂，阶级内部分层化。传统产业中从事密集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社会地位在跌落，在社会分层的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在下降。 　　本文以上海的传统产业工人为研究对象，以他们的生存环境为切入点，探讨他们的工作、收入、家庭、社会交往等生活现状，以及各类组织在维护工人权益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一、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 　　按照韦伯的观点，一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地位，二是政治地位，三是社会声望。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考察了传统产业工人目前的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的多少，无疑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抽样调查显示，在岗工人的平均收入为1164元，下岗工人为589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椐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上半年国有单位人均月工资1550元，“三资”及股份制为主的单位职工人均月工资为1725元，企业、事业和机关的职工人均月工资分别为1359元、2093元和2362元。显然，传统产业工人与下岗工人的收入最低。 　　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考察家庭收入比考察个人收入更有意义。在岗工人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是2851元，下岗者家庭平均月收入是1534元。这样的收入虽能维持生计，但要有所结余难度是很大的。若遇到孩子上大学，或者家人生病等等，其拮据程度可想而知。 　　收入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人为的因素？从调查结果看，企业管理者权力的无限扩大且不受约束是导致工人收入下降、工人与管理者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之前，管理者没有调节工人和自己收入的权力，没有解雇、开除工人的权力。经济体制的转型伴随着权力的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是：管理者的法定权力增加，工人的法定权力萎缩。然而管理者权力的增加并非来自国家法定，而是由社会经济组织规定的，由管理者个人认定的。有些企业管理者任意规定自己的收入和工人的收??，若有反对者，管理者可以运用权力将其解雇、辞退或使其下岗。 　　调查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某装潢公司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时，根据原先职务规定了每人可以购买的股份数，工人最多允许购买150股，计15000元，而原先的经理可购买2000股，这样，原先的经理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股份公司的经理，成为股份公司最大的股东，取得了“合法”的权力。于是，在股份公司成立大会上当即宣布，自己的年薪定为24万，副经理的年薪10万。而工人的薪水照旧不变。也就是说，公司原先的经理用权力使自己成为新公司的最大股东和经理，从而在新公司中获得了“合法”的而且是绝对的权力，利用这个权力，他随意地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对于管理者的任何决定，工人是不敢轻易提出反对意见的，一旦得罪了管理者，很有可能失去饭碗。他们只能服从。于是，在股东大会一致通过的情况下经理的收入合法化了。 　　然而，管理者收入的提高伴随的必然是工人收入的降低。股份合作公司成立不久，便接不到生意，开始“效益不佳”了，公司在减员增效的名义下开始解雇工人了。不过，按照公司的说法不叫解雇也不叫辞退，只是公司与工人不再“续签”聘用合同。到1999年上半年，工人差不多都被解聘了，公司却又能接到生意了，效益又“好转”了起来。 　　与随着产业工人经济地位的跌落和权力的失落相伴随的是社会声望或社会声誉的跌落。这里引用《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在贵州省遵义铁合金厂，常常有一些机关、银行、保险公司组织职员们到该厂参观，据说是为了“给职员上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一些领队模样的人竟当着产业工人的面，对参观者说：“看，你们以后若不努力工作，也要被贬来做冶炼工”，产业工人竟然沦为反面教材。 　　产业工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工作的？调查结果表明，355%的人“很不满意”现在的工作，101%的人“不大满意”现在的工作；563%的人希望能调动工作；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望上，高达835%的人不愿意自己的子女重操自己的职业，可见他们已经认同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社会低层次的职业。 二、产业工人的社会态度 　　工人对其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满的焦点在于过低的收入。过低的收入是否会导致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出现反抗社会的现象？采用直接询问的调查方式是很难回答这一问题的。然而，我们从收入与不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假定对社会不满的具体形式是对官员的高收入不满，那么，不同收入的人是如何看待官员的高收入的？下表是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 　　表：认同“当官的人应获得高收入”与收入的关系 　　〖〗家庭平均月收入〖〗个人月收入认同“当官的人应获得高收入”〖〗1004元〖〗426元没有认同“当官的人应获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