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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琴在日本的传播 　　在日本音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人对从中国传过来的音乐文化(包括乐器、曲目、音乐思想等)非常尊重,这构成了中国音乐在日本传播的社会基础。当然,这种社会基础随着中日两国一千多年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对比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在日本有着相对稳固的社会基础。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过去那种对文明先进大国的尊敬,迅速改变为对衰弱落后国家的蔑视”,①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为中国向日本学习。20世纪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经历了长期战争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建立起来。根据中日文化交流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和胡琴家族自身发展的特点,胡琴在日本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奈良时代至室町时代(中国唐宋时期) 　　 　　胡琴起源于唐朝的奚琴。陈?D《乐书》中说:“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形制,两弦间以竹片压之(笔者注:即棒擦),至今民间用焉”。②按照我国学者项阳的研究成果《中国弓弦乐器史》所说,奚琴的演奏方式从棒擦到马尾弓擦的转化可能起于宋代,而最终完成则还是稍后些的事情。由于胡琴形制的确定和演奏技法的成熟均较晚,所以它没能进入唐代的宫廷音乐系统,因此日本历次遣唐使并没有将奚琴引入日本,日本正仓院所藏的我国唐朝的乐器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二胡及二胡的前身奚琴或其他同类的弓弦乐器。不过在平安时期(中国五代末期),奚琴确已传入日本,这可在日本《拾芥抄》引《乐器名物》中找到证据:“奚琴二张(一张无弦,一张二弦)天庆九年四月定”③(即公元946年)。 　　宋代时(相当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时代前期)奚琴又称为嵇琴。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兴起、市民文化的勃兴,我国音乐文化从辉煌的唐代歌舞大曲转向了繁复的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而胡琴也是在此转向中开始发展起来的,南宋《都城纪胜》一书记载了胡琴乐器加入乐队的情况:“比之教坊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筝也,每以箫、管、笙、嵇琴、方响之类合动。”④这一阶段,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只是以小规模的民间形式在继续,嵇琴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了日本,有日本《体源抄》中的一段插话为证:“藤原赖长(1119-1156)的侍女说家里藏有一乐器,如三尺许的匏,张有琵琶弦;即命取来一看,腹里写有嵇康琴三字云。”⑤ 　　由于日本在平安时代后期停止派出遣唐使,中日两国的政府间大规模文化交流渐次减少,日本开始逐步消化中国文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平安文化,日本民族崇拜自然、归依自然的审美意识也逐步形成,并渗透于音乐门类中,例如偏爱带有一定噪音音色的拨奏乐器(如琵琶)、打击乐器等,作为弓弦乐器的胡琴的音色并不为日本人所偏爱。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唐代时我国的胡琴刚刚开始发展,没有进入到雅乐系统中,也就没能在中日政府间大规模文化交流的阶段传播至日本。五代至宋代时,在中日间小规模的民间文化交流时期,奚琴(嵇琴)本身确实已经传入日本,试想其演奏、传承很大程度上应局限于小范围内,而至于有没有其确凿证据,还需要发掘新的史料。 　　 　　二、江户时代(中国明清时期) 　　 　　江户时代胡琴的传播有赖于“明清乐”⑥的推广。 　　明清以来,由于中国的戏曲、曲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包括胡琴家族被广泛地运用在戏曲、曲艺的伴奏中。此外,胡琴在许多地方的乐种中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诸多民间器乐形式(例如江南丝竹、鼓吹乐、吹打乐、福建南音等等)中大多有胡琴家族的身影。 　　中国的明代后期至晚清正值日本的江户时代,幕府当局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为了维持同明清朝的贸易、利用西方的自然科技、拒斥异质的西方人文思想,只开放长崎港,这就使得外来文明被控制在幕府许可的范围之内。与拒斥西方文化不同,日本人在继续推进日本文化的同时仍对中国文化比较认同。特别是由于町人阶层的勃兴,使城市文化愈发丰富多彩和新颖奇特。在城市中,“艺术技能开始成为衡量个人修养的一种标志,并日益被有文化的江户社会各阶层重视起来”⑦,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琴棋书画”的普及程度和认可度较高,而其中由中国传入的“明清乐”也占有一席之地,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逐步从文人阶层推及市民阶层。“明乐”是明代末期传入日本的音乐,它以古诗词歌曲和宫廷雅乐为主;“清乐”是清代传入日本的音乐,它以小调俗曲为主。“明乐”的伴奏乐器中并没有胡琴的身影,而“清乐”中的弓弦伴奏乐器则包括胡琴、提琴、携琴,它们都属于胡琴家族。此时的胡琴并不是今天的二胡,而是由像京胡一样的弓弦乐器,竹柄,筒型,无底竹槽,张蛇皮,二弦;提琴,椰子壳做琴筒,张薄板,与板胡类似;携琴又称大胡琴,与四胡相似,属于低音乐器。胡琴和月琴、清笛、蛇皮线(即三线、三弦)是清乐中最重要的乐器,它们不仅被用于声乐伴奏,也用于小型器乐合奏,“这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