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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研究综述 摘要：均田制是由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从北魏至唐实施近三百年，在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学界一直都很重视对均田制的研究，建国以来先后发表的专题性论文已达六十余篇。本文将建国以来均田制研究和讨论的情况作一综述。 关键字：均田制、研究综述、土地制度 均田制从北魏到唐朝历时三百年,在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国内关于均田制的研究和讨论，是从1954年以后逐步展开的。此前，缪钺和刘尧庭曾先后发表《释北魏均田制》和《北魏均田制度的形成》两篇关于北魏均田制的文章，但没有引起讨论。1954年《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间题》和邓广铭的《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两文。 此后，围绕均田制是否实行，均田制的性质，以及均田制的产生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55年王仲荤的《北魏初期社会性质与拓跋宏的均田、迁都、改革》，和1956年店长孺的《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两文，就均田制的产生、性质及其破坏提出了系统的看法，推动了均田制全面的研究。1959年金宝祥发表了《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韩国磐发表了《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他们把均田制的研究和唐代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进一步联系起来。 六十年代讨论向纵深发展，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如杨志玖的《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唐耕祸的从敦煌吐餐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情况》。但也有很多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世，有的尚未最后完成，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发表出来，如汪鼓的《对北魏均田令条文的解释》、陈守实的《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等。 七十年代末起，中国学者对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了更加全而的了解，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也更充分地加以利用。老一辈学者有王永兴的《唐田令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的几个问题》、金宝祥的《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赵俪生的《对北魏均田令的一些分析》、唐长孺的《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间题》以及韩国磐的专著《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等。中青年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论文，如刘枫的《李安世的均田疏和北魏实行均田制的历史条件和作用》、杨际平、赵吕甫关于唐代吐鲁番文书中“部田”名义考释的文章、宋家任的《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问题研究》、娜库林的《试论“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等。在近几年中，对田令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对各朝田令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探索。许多学者还力图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出发，概括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性结论。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讨论中比较集中的几个间题。 关于均田制的产生问题 关于均田制的产生，有的学者认为北魏太和九年遗使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其实是把过去鲜卑拓跋部初到塞外分土定居后实行的计口授田制度推广于整个北中国。这种带公社性质的均田制度居然能在这些地带植根，是由于古代中国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看法，而西晋的占田制更加强了土地所有权属诸国家这一过程。均田制就是在当时土广人稀的情况下，北魏的“计口授田”与西晋占田法两种制度相遇混合和交叉的结果。有的学者还指出，北魏实行均田制时，在地广人稀区域存在大全荒地，在地狭人稠之地也可能有由于土地所有权不明确而谁也不能拼种的荒地。为了消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的现象，政府把所有无主、有主的土地首先是荒地作为国有，并规定现拼作者对于所辨土地的权利。具体的办法就是把袋内土地制度的特点结合中国农村情况以完整的形式向全因颁布。这就是均田制。 有的学者则认为，均田制的产生，北魏太和九年均田令的颁布，必须从当时作为地主土地所有制主要形式的世族地主所有制的变动去探索。世族地主所有制之所以开始变革，归根结底，是由于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随着阶级斗争的激烈，为尚门世族所荫庇的隐户，却纷纷脱离私家的羁绊，变为国家的编户了。由隐户而为编户，反映了高门世族封建特权的开始削弱，也反映了直接生产者对高门世族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并导至国家佃农依附关系的强化。这种以国家佃农依附关系强化为特色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在太和九年前已经局部地出现了。到太和年间，为国家政权所掌有的国家佃农，大大增加。于是才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均给天下之田片的田令，以表示均田制的正式出现。 二、关于均田制的实施及其作用 均田制颁布后，是否确曾实施过？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 五十年代，邓广铭在《唐代租庸调法研究》中首先提出，唐初颁布的所谓均田令，自始就不曾认真推行过，确曾做过的工作，只是把全国各地民户私有的土地一律更换其名称。他列举一了三点作为证据:一、杜佑很重田制，但在《通典·田制》中对武德七年的均田令无一字道及；二、憧关以东、大河南北的各地区经隋末战乱至唐初，是一片荒凉之地，应是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地区，然在贞观六年，这些地区仍是“茫茫千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