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最熟悉清宫的老头儿.docVIP

阎崇年：最熟悉清宫的老头儿 阎崇年 　　“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 　　走上《百家讲坛》，对阎崇年来说，是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2004年，《百家讲坛》正准备开一个题目，叫做《清十二帝》。按计划，准备请12个学者分别来 讲12个皇帝。当时，编导打电话给阎崇年，请他来讲第一讲，关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因为早在1983年，他就曾写过一本《努尔哈赤传》。但阎崇年自己却有些犹豫：“我不行啊，这哪讲得好啊？”回想当时的情景，他坦承并非有意推托，而是真的心里没底。“我从没有当着电视观众滔滔不绝地讲过一个小时，平常采访个三五分钟，七八分钟倒是有。所以，我最后只得对编导说，‘好吧，试试看。行就行，不行的话，你们给毙掉就算了。’然后，我就去了。” 　　没想到，第一次录播的现场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百家讲坛》的编导就提出要请阎崇年吃饭。“吃人的嘴短。吃饭的过程中，人家提出要求，你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当时，阎崇年虽然不肯大包大揽，一个人讲完《清朝十二帝》，却答应把自己还算有点研究的皇太极讲完。讲完皇太极，他又被要求加一集，讲顺治。“我说顺治不行，不要说全国，就咱们北京，研究顺治的专家就很多，还都有专门的著作。但他们一个劲地说，顺治有意思，什么出家做和尚的事，太后下嫁的事，还有董鄂妃的事啊，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我就又冒昧地加了一讲。”讲完顺治后，电视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阎崇年也觉得自己更有信心了，于是就硬着头皮讲完了康熙。“康熙讲完以后，收视率又上去了。这就叫‘上了贼船下不来了’。说康熙完了，你得讲他儿子雍正啊。雍正讲完了，得讲康熙的孙子乾隆啊。就这样，子子孙孙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此后，又讲清朝历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比如八旗制度问题、皇位继承问题等等，又给观众答疑，事情一做就一年了。“我人就很瘦了，同事问怎么回事？是不是闹大病了？其实还是累的。于是，就讲了38讲，暂时告一段落。” 　　首次录播“口吐白沫” 　　阎崇年的首次录播，是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多功能厅。大概来了七百多名观众，连过道都站满了人。他回忆道：“当时，我倒没有太紧张。往台上一站，就把所有事情都忘了，脑子里都是努尔哈赤。我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后来，我问编导，现在讲了多长时间了？她说，已经整整60分钟了。我说打住吧，你们需要45分钟，我已经超出了。” 　　节目播出以后，阎崇年接到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原来，阎崇年在讲座现场太过专注于主题，根本顾不上其他的，也没有喝水，结果两个嘴角就有白沫子。“我儿子看了节目以后，就说，你怎么也不擦一擦啊？我说，当时实在顾不上了。后来，我就说编导，你们怎么也没看见？他们倒好，居然说，当时都看出神了，也就忘了。” 　　虽然闹了个“口吐白沫”的尴尬事儿，但阎崇年还是给自己的首次录播打了个60分及格。“每讲一讲我都费心地看材料、思考，精心地设计，每字每句都得琢磨，因为电视媒体是要面对广大观众的，和我们私底下三五个人聊天不一样。特别是这个会记录在案，网上有，光盘也有。那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是有很多负担的。” 　　观众已不满足于“戏说” 　　阎崇年的观众群中，年龄最小的是小学一年级的6岁小孩，最大的则是90多岁的老人。他们所分布的地区，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而且职业也不同———出租车司机、工人、外企白领，甚至科学院院士都有。面对这么宽泛的观众群体，如何解决众口难调的问题，是阎崇年长久以来所思考的。为此，他给自己定下了讲课的“四求原则”。 　　第一是求知。阎崇年认为，从6岁的小孩到90岁的老人，看电视都是想获取一些知识，所以，要尽量满足他们对知识的需求。第二是求真。“这20年间，清宫戏铺天盖地，家喻户晓，人人都在看，观众难免有些疑惑，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戏说，都希望专家能分辨一下。所以，我力求正说。比如康熙微服私访，我就要说，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儿。”第三是求励。阎崇年指出，有很多收看《百家讲坛》的中青年，都在寻求事业的蓬勃发展。找一点历史的智慧，能够对事业成长有所帮助，“所以，尽量揭示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能对大家励志有所启发。第四是求鉴。阎崇年的观众当中，还有很多是公务员和官兵，“我要多讲讲前朝安邦治国的策略，希望能对国家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益。” 　　阎崇年说，他讲课时候有一个特点，眼睛喜欢看着大家。“哪个地方大家有兴趣了，有点微笑，哪些地方可能不太感兴趣，闭会儿眼，我都看在眼里，就能随时根据大家的表情调整我的内容。” 　　“我和易中天风格不一样” 　　《百家讲坛》的策划人解如光，是一手把阎崇年、易中天、纪连海这些“布衣学者”捧成日进斗金的电视明星的人。在他眼里，他们之所以走红，都是因为功底扎实，口才好，再就是“能对着电视观众说人话”。 　　但说到另一位因为《百家讲坛》迅速走红的学者易中天，阎崇年却认为，“个人有个人的风格，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