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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委老干办治庸问责征文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群众对“衙门”难进事难办，机关干部脸难看的抱怨，“一杯茶、一包烟、一份报纸混一天”的机关干部“庸、懒、散”印象在老百姓心中多年挥之不去。但往往总有那么一部分人，能够通过握有公权力的亲朋好友，将自己委托办理的事项便捷迅速、事半功倍的办妥，在享受到公权力便利的他们眼里，机关干部绝不是“庸、懒、散”，相反却是十分的“能、勤、绩”。　　一面是市委、市政府声势浩大的责任风暴、治庸计划，以摧枯拉朽之势治理“庸、懒、散”；另一面则是少部分公权力的受益者对公务人员“能、勤、绩”的充分肯定。究其根本，无非是大家对责任主体的概念和定位上有所不同。前者的责任主体是“他”，而后者的责任主体是“我”，这样就导致了履行责任和承担义务范围的不一致，进而影响到了办事效率和最终的结果。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当你所站的位置和角度不同，你对事物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也会不同，最终的结果必然大相径庭。　　如果认定的责任主体是“他”，那么在企业和普通老百姓来办事时，我们往往只是将自己作为整个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微小环节，置于责任中心之外，僵化地按照工作职能范围“照章办事”，办完即结，而不是耐心指点他们已经跑的手续还有那些不齐全、不完备，下步应该再找那个部门，需要准备些什么资料。在不自觉中就会流露出生硬的态度和懒散的作风，更谈不上主动协调、热情服务了。相反，如果有那位重要领导的批示，或是亲朋好友找上门，结果又不一样，责任主体立马会由“他”变成“我”，而且会亲力亲为，主动出击协调有关部门，“一条龙”地跑完整个工作流程，彰显出服务型政府的高效率。　　表面看来，这是中国特有的权力文化和人情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深层次看来，这其实更应该是我们主观认识层上的偏差，没有很好的学会将责任主体由“他”变为“我”。他人之事自有他人操心，领导之事和个人之事才是大事要事。如果都能够将他人之事当作自己之事，将责任主体由“他”变成“我”，“庸、懒、散”现象将会大为改观。　　在机关内部，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喜欢“等、靠、要”，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询问，“他们什么时候才会解决问题？”或者是“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提供我们工作需要的有关信息？”这其实也是“庸、懒、散”的一种表现。　　当责任主体是他们时，我们自然就成为被动一方，对于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的开展别无选择，只能是耐心地等待。但如果我们用另一种角度和思维方式，将“我”作为责任的主体和中心，就会积极主动地去思考“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有那些更加高效的信息获取方式？”只是简单的将责任主体由“他”变成了“我”，工作局面就由被动的承办变为积极的主办，由被动的“庸、懒、散”变为主动的“能、勤、绩”，工作的效率和效果都会更好。　　从价值观层面上看，如果我的任何工作都指望他人去完成、他人为我提供，一味等着“他们”把什么条件都创造好，把什么问题都解决掉，我只是坚定地奉行坐等思想、拿来主义，机械性地完成自己单一的工作任务，那将不仅仅失去“我”的存在价值，相反还会影响到处室乃至单位的绩效，影响到党委政府整体工作的落实。就会出现有“我”无“我”一个样，无“我”有“他”力更强的尴尬局面。　　其实，改善投资软环境、提升服务民生质量，是一项惠企、利民的整体运作的系统工程，也是市委、市政府此次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的目的所在，其实施主体就是我们市直乃至各区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具体承办人和责任人就是无数个“我”，只有我们每个人都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来面对工作，不断思考“我”的工作、“我”的责任，扩展“我”的外延，将服务好企业、服务好群众之“责”视为“我”的分内工作、应尽的义务，将勇于担当、创新拼搏之“任”作为“我”人生的追求和价值的展现，我们就能不辱使命，摒弃“庸、懒、散”，强化“能、勤、绩”，才能同心协力，共同推动武汉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两型社会”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