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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镜头中延伸的文明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疆在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明冲撞、沟通、融汇、传播的中心，不仅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而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些人习惯把新疆称作西域，实际上古时所称的西域，远比今天新疆的版图大得多，中亚的诸多国家，包括帕米尔高原东、西部地区，都在古西域的范围。今天的新疆，不过是古西域的一部分。 　　古西域国家众多，大大小小号称三十六国。在古丝绸之路北道中，曾经雄踞着一个“城郭诸国”中的大国――龟兹国。龟兹国的故都就在今天新疆南部的库车县一带，汉、唐时期的中央政权在龟兹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各国实施监护和管辖，使龟兹成为当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向中原内地散播的过程中，龟兹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佛教沿丝绸之路自和田地区传入龟兹，再传至高昌，然后东跨玉门关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内地。在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龟兹涌现出不少卓有贡献的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大师一鸠摩罗什。这位有着印度血统的龟兹人7岁即出家为僧，十几岁时便因精通佛典而“道流西域，名被东川”。鸠摩罗什通晓梵、汉等多种语言，曾在长安主持八百多人的翻译机构，十一年间译出佛学典籍35部，计300余卷。在译著工作中，鸠摩罗什培养出一大批造诣深厚的汉族僧人，门徒达五千余众。他与真谛、玄奘、不空大师，并称中国历史上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直接沟通了东方梵、汉两大语言文化体系，同时又通过佛教典籍中蕴含的西方其他文化成分，间接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融汇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龟兹的音乐对中原内地曾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乐曲将数百首，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所指“西凉乐”，不过是龟兹乐的一个分支。有位活跃在长安乐坛的琵琶演奏大师、音乐理论家叫苏祗婆，其高超的琵琶弹奏和“五旦七声”的龟兹音乐理论，倾倒了当时的隋朝音乐家郑译。郑译频频向苏祗婆求教，探讨龟兹乐律的奥妙，并创造性地把“五旦七声”理论演变成“旋宫八十四调”，也称“苏祗婆八十四调”，后来又演绎成“燕乐二十八调”。其中最受人们喜爱的“五宫四调”一直流传至今，被乐人称作“九宫调”。当时长安还有个叫白明达的龟兹音乐家，曾任隋朝乐正和唐朝内廷供奉。白明达陪伴唐高宗在御花园散步时听到黄莺的啼叫声，据此创作了名曲《春莺啭》，唐高宗大呼“奇才”。龟兹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对中原内地音乐产生的巨大影响，在《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中都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记述。龟兹乐舞的传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内地的音乐文化，而且远传日本、印度、朝鲜、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对周边国家、民族的音乐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让世界感到震惊的是，龟兹古国创造了大量珍贵无比的文化艺术瑰宝一龟兹石窟壁画。自19世纪末叶以来，英国、德国、瑞典、俄国、日本、法国的探险队蜂拥而至来此盗宝，盗掘最甚的是德国探险队，除一小部分在二战时期毁于盟军的轰炸外，大部分被盗的壁画文物现仍存于德国柏林博物馆。德国探险队队长冯?勒柯克当年在这些壁画前感慨无比：“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能够找到的最为精美的艺术品，它包括传统佛教绘画的各种形态和场景，而且又几乎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特征。” 　　 　　真是太玄妙了，迷失了几个世纪的古希腊艺术，竟然在龟兹石窟中找到了踪迹。但事实的确是这样，这就是著名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地区是古印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东南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入侵过这个地区，后来希腊人在这里建立了大夏王国(至今还在此发掘出数量众多的古希腊钱币)。公元前二世纪，犍陀罗地区的希腊人信奉了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且以古希腊神话中的文化保护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为原型，塑造了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自然在创作风格上也继承了古希腊造型艺术的诸多传统特点。冯?勒柯克曾作过这样的论断：“新疆西南部出土的大量文物使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和田及其周围地区也属于这种犍陀罗文化圈。”有趣的是，犍陀罗创造的阿波罗式的佛像风格，在传入龟兹以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原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形象特征，开始逐渐变为亚洲人所具有的特征了。 　　龟兹石窟是十大石窟的总称，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赫石窟、阿艾石窟、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石窟分布于今拜城、库车、新和县境内数百公里范围。由于所建年代不同，这些石窟反映的文化理念、艺术风格各有独自特点。凿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克孜尔石窟(也称克孜尔千佛洞)，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但克孜尔石窟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00多年。克孜尔石窟绵延3公里，现存壁画1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