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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央行、银监会、保监会，瞄准金融改革，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政策性、区域性金融信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月底召开 分析六大经济矛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在月底召开，如何评价一年来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的政策效果，正在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最具争议的话题就包括宏观调控政策运行下暴露出的六大经济矛盾： 　　其一，4万亿投资是不是“鼓励”了产能过剩？其二，“保八”是不是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相左？其三，经济增长是不是对冲了结构调整？其四，扩大投资是不是加剧了消费不足？其五，信贷增长是不是导致通胀预期的“元凶”？其六，“国进民退”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这是尖锐的六大质疑。但试想一下，面对呼啸而来的世纪性经济危机，如果没有“4万亿”的手笔、“保八”的决心、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大量信贷的支持、基础投资的带动，且不论产能过剩、结构失调和消费不足等问题是否会因此就能改观，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一年间纷纷“落马”的情况下，三十万亿规模的中国经济会步入何等境地，就足够引发人们的猜想。 　　事实上，这场危机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虚拟经济产能过剩的总爆发，造成市场购买力的大幅短缺。这种货币意义上的短缺并不代表实际需求的不足。相反，当我们看到全球还有数十亿人口处在低水平的生活景况，迫切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消费产品改变生活条件，我们是不是应该重估针对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扩大投资”的指责？ 　　或许大家已经忘记了1998年的经验教训。在那场让亚洲“四小龙”元气大伤、“四小虎”一蹶不振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为什么会胜出并由此独领风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沿海众多外向型企业依靠国家政策支持活了下来。当市场逐步复苏后，活下来的“中国制造”成为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眼下，同样的情况发生了，关键是活下来，活下来就能“剩者为王”。所以，在上述频遭质疑的宏调决策后面，深藏的不是“寂寞”，而是智慧。 　　至于“国进民退”，直观比亚迪、联想、华为、阿里巴巴、万科和民生银行等民企今年在市场上的表现，是不是我们会同意，在经济“冬天”里，企业规模在生存风险上的不同表现，使得“大进小退”远比“国进民退”更准确地描述了危机中的企业生存现状。 　　当然，“是药三分毒”，危机下的宏调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副作用，其中信贷增长的超量、结构调整的不力、投资行为的盲目，等等，都需要决策者在制定未来宏观政策前作深刻的反思和调整。但我们在批判政策局限性的同时，不能轻易否认它已经产生的功效。 国际金融秩序重塑或从储备货币多元化开始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塑或许从储备货币多元化开始。 　　在16日举办的2009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当前美元一家独大的现象引起了诸多的反思。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逐渐增大，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优异的表现，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声不断高涨。 　　事实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IMF在金融危机面前，应对乏力的表现受到了很多人士的批评。 　　中国银行海外部主任王元龙说：“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突破口就在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而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重中之重又是IMF的改革。” 　　王元龙表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IMF承担着三大职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监督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账户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IMF只剩下最后一项职能。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在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现在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IMF总裁卡恩就敏感的人事任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IMF将增加主要是来自亚洲像中国这样国家的代表权。 　　此前坊间传闻，原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在调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之后，很有可能调任IMF任副总裁。 国际储备货币应多元化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实施接近于零的利率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对此，英国安石投资集团董事奥斯曼·曼登认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缺乏自律，而这种缺乏与美元的角色密切相关。 　　“此次金融危机，美元很可能失去一直以来独占鳌头的地位。”摩根史丹利副主席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直言不讳，大经济体的公债非常多，例如欧盟平均债务已经达到了100％，增长非常迅速。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债务低一些。亚洲从这次危机当中应对得非常好，开始崛起，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阿根廷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多明戈·卡瓦罗同样认为，国际储备货币应该多元化，有更多的货币参与进来，产生竞争。而金融危机给了新兴经济体参与的机会。 　　卡瓦罗表示，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除了美元之外，人民币也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应该鼓励中国在这个方向上做一些努力，创造一些空间增加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得人民币变成一个完全可自由兑换